诊室里有位受害儿童，要报警吗？

今天是儿童节，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这版「未保法」中，新增了 7 处涉及强制报告的内容。

2020 年 5 月 7 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建立，规定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性侵、家暴、欺凌、拐卖等 9 种不法侵害时，包括医生在内的责任主体必须报警。如今，这一制度被「未保法」吸纳，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

今天，「偶尔治愈」发布这篇文章，期待有更多人履行起报告义务，而有关部门也能将一些制度细节加以完善，给予报告人和被害儿童更多支持。

两种选择

医生程杨相信，如果再次遇到感染性病的孩子，自己会比一年前做得更好。

去年 6 月，他所在的重庆某三甲医院的皮肤性病科，出现了一位 7 岁的女孩，外阴和肛周布满了尖锐湿疣，令门诊的女医生大吃一惊。

陪诊的母亲对感染原因毫无头绪。她告诉医生，自己来自贵州农村，长期遭受丈夫家暴，几次提出离婚，对方都不同意，也不出钱抚养孩子。因此，她不得不外出打工，将一对儿女留给公婆看管。这次难得和女儿在重庆相聚，却意外发现她下体的异常。

医生问女孩，是否有人接触过「下面」？她一言不发，紧张得全身发抖。

安抚了好一会，医生再次小心试探。「平时是跟奶奶睡觉吗？」女孩摇头。「是弟弟吗？」仍然摇头。

在母亲的逼问下，她终于支支吾吾地说，是爷爷……

当天晚上，程杨从女医生那里听闻了女孩的情况。当时还有三四位医生在场，无不为此愤慨。大家围在一起讨论：能报警吗？

「但大家想，患者已经走了，我们有没有权利替她报警？报了警，警察问你，你怎么说？很多信息都不清楚。如果没有找到当事人，会不会说你报假警？」最终，几位医生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想法。

实际上，一个多月前，九部委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时，公职人员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向公安机关和主管行政机关报告。医务工作者就在规定的责任主体中。

九部委《意见》中规定的9种报告情形

年轻医生们很想做些什么，接诊的女医生尤其后悔，哪怕已经提醒了那位母亲报警，「还是不该这么放她们走，连电话都没留」。大家商量，由程杨处理成匿名的门诊故事发到微博上，给公众一点警示。

郭宏敏也曾和同事讨论过是否报警的问题，当时他们坐在开回医院的急救车上，刚刚目睹了令人恐惧的死亡现场。不同的是，他们的选择是报警，而且决定迅速。

郭宏敏是新乡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去年 2 月的一天，她和同事接到 120 派诊，要去救治一位「上不来气」的 10 岁女孩。

「进屋以后，孩子就在沙发上躺着，几乎什么都没穿，只穿了一条内裤。」她满身瘀斑，前额有明显的磕痕，局部有凹陷，躯干有一些像是鞭打造成的旧伤。沙发旁的地上，还有一堆呕吐物。

女孩已没有生命体征。「我们给予了一些急救措施，包括胸外按压、球囊面罩通气等，但孩子的心电图始终是一条直线，护士给她扎针，也没有回血了。」

打 120 的女人大哭，根据中国检察网公布的案情，她声称女孩只是贪玩没有吃饭而摔倒，「刚刚还没啥事呢」。但医生们察觉出一些异样，孩子新旧不一的伤痕应是人为所致，而且从接到求救电话到开始抢救只有 14 分钟，但她的血液已经凝固了。

当时九部委的《意见》还未出台，但新乡已经试行了市级的强制报告制度。医院很快依规报告，担架工甚至主动骑车回去，「看警察有没有及时过来」。

一场持续了 4 个月的虐待由此被揭开。2019 年 11 月起，因为女孩贪玩，母亲常以打骂、罚跪等手段惩罚。案发前，母亲和同居男友 3 天不给女孩进食，轮流用跳绳、衣架抽打，并命令她脱去外衣跪在阳台，直至身体不支倒地。

女孩被虐待致死前，留给母亲一封没有写完的保证书

开篇那位贵州女孩的案件，最终也进入了司法程序。

微博发布次日，女孩又在门诊出现了。程杨闻讯赶到时，她正在准备做光动力治疗，需要先在病灶敷上两三个小时的光敏剂，再用适当波长的光持续照射，使被感染的细胞死亡。过程颇为痛苦，「就像在烧你的肉」。

首诊的女医生和程杨一边给女孩治疗，一边和她的母亲商量报警。同时，一些看到微博的网友也在尝试报警。

就在两位医生和母亲约好，治疗结束后一同去附近的派出所时，警察的电话也打来了。

从权利到责任

这不是科室第一次出现感染性病的儿童。程杨称，类似的病例并不少见，但由于门诊繁忙，往往很难深究背后的问题。这次能问出来，除了医生尽心，也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女孩是当天上午的最后一位患者，后面没人排队。

程杨时常感到无力，多数国人对性仍有强烈的耻感，「有些家长，你跟 Ta 点破一点点之后，Ta 就不想再说了」。顾忌到家长的感受，他能做的只有提醒，「而且有时不能直接提醒，只能间接暗示」。

「如果家长有强烈的维权诉求，可能会帮忙联系医院相应的部门」，但他几乎从未遇到。

从前他一直以为，医生没有「越俎代庖」的权利，监护人没有同意，不能擅自报警。

实际上，2006 年版《未保法》已将这样的权利赋予了所有人。郭宏敏的科主任就行使过，有次，患者和大人「一看就不是正常的亲子关系」，后来案子破了，就是拐卖。妇产科遇到未成年孕产妇，父母表现不正常时，医生也报过警。

不过，这些更多是一种出于同理心和正义感的自发行为。没有强制要求，报告的人不会太多。

2008 - 2013 年媒体报道的近 700 起家暴未成年人案件中，医务工作者、教师、民警等专业工作者的报案率仅为 10.61%。

另一组数据是，2008 - 2012 年，美国的虐童报案多达 340 万起，其中 59% 来自专业工作者。

美国是最早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家。1963 年，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4 年后，各州都出台了自己的受虐儿童举报法。

此后数十年间，制度逐步严苛：责任主体由最初的医务人员扩展至教师、社工等密切接触者，有 18 个州规定为所有公民；报告内容也由「严重的身体损伤」扩展至任何可疑的、潜在的侵害行为；怠于报告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除了普遍适用的罚款，甚至可能被监禁。

与之相伴的是报告数量的大幅增加，从 1963 年的 15 万到 2009 年的 330 万，大约多了 21 倍。

这一机制被许多国家陆续引入，截至 2015 年，美洲的强制报告制度覆盖率达到了 90%，欧洲、非洲和亚洲则分别为 86%、77% 和 72%。

近几年，我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案件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凸显，对于强制报告制度的需求逐渐迫切。

2017-2019 年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

2015 年的《反家暴法》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强制报告的内容，但报告内容仅限于儿童遭受家暴，而且缺乏「刚性的保障性的制度落实」，实践效果不佳。

率先进行制度探索的是杭州萧山区，导火索是 2017 年夏天发现的一起案件。

一天凌晨，杭州某省级医院接诊了一位下身血流不止、陷入昏迷的女孩，自称孩子父亲的男子神色慌张，医生便偷偷用值班电话报了警。

调查发现，这位 11 岁的留守儿童多次被邻居下安眠药后性侵，时间长达一年。而侵犯她的邻居，就是抱她来医院的男子。

值得注意的是，报警者并非当晚接触女孩的第一位医生。此前的几个小时，男子带她去过两家民营医院，这两家医院均未报告。

受到这起案件的震动，2018 年 4 月，萧山区开始试行强制报告制度，责任主体为医务工作者。4 个月后，制度扩散至市级层面，并将教育机构纳入。随后，湖北、江苏、广东等地也开始进行尝试。

去年 1 月，最高检的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上提出，「两项工作不能等」，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强制报告制度。3 个多月后，九部委的《意见》出台，报告成为必须承担的责任。

程杨回过头看，这种强制「是绝对必要的」。

他记得，那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母亲最初对报警的态度是摇摆的。那天在治疗室，她念叨最多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如果公公被抓，没有人带孩子，她就无法出去打工，孩子就会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公公偶尔也能接些零工补贴家用。

程杨把她的摇摆和医生们的顾忌一并定义为「成人世界的考虑」，对女孩而言，「这些考虑其实没有意义，不继续遭受侵犯，就是她最好的结局」。

参差的宣传

一项新的制度出台，首要工作便是传达到需要了解它的群体。

郭宏敏知晓强制报告制度的时间，远早于发现那位被虐待至死的 10 岁女孩。在她的印象中，医院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培训，其中一次在那起案件的前一年。

2018 年 12 月，新乡开始推行强制报告制度。郭宏敏所在医院的医务处主任王锐告诉「偶尔治愈」，收到文件的当周，院方就在圆桌会议上做了通报，让各科室组织学习。其中，急诊科、儿科和妇产科是重点，「确保每个医生都通知到」。后来，在这几个重点科室的走廊上，还张贴了检察院提供的宣传海报。

新乡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外，

张贴着强制报告宣传海报。

然而，并非所有医院都有如此及时的宣传。

程杨得知那位 7 岁的性病患者时，九部委的《意见》已印发一月有余，但他从未听闻。当晚在场的其他医生，也不知道强制报告制度的存在。因此，大家才在无法联系上当事人的情况下，一致决定暂不报警。

微博发出后，有网友介绍了强制报告的相关规定，也有重庆当地的检察官实名留言，督促程杨履行报告义务。但这些信息淹没在成百上千条私信中，并未被程杨获取。

如果那对母女次日没有返回医院，他和同事不会有陪同报警的机会。这条本该报告的案件线索，也许就流失掉了。

一些地方已然出现这样的漏洞。

去年，湖北恩施市检察院在受理一起未成年女孩被性侵的案件时，发现她曾先后在乡镇卫生院、市妇幼保健院和州中心医院就诊，但 3 家医院无一报警，也没有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为了解个中缘由，分管未检工作的副检察长联合市纪委监委，一同走访了涉事的卫生院以及辖区内其他医院的儿科、妇科门诊。结果发现，被抽查的医院科室主要负责人和接诊医生均不知晓强制报告制度。

去年 12 月，全国性的制度出台半年后，山西太原的一家医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因为对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在接诊一位遭遇猥亵的儿童时，医生没有在病历上进行记录，更遑论依规报告。

修补这些漏洞的方式，大多是检察院向卫健局或医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落实培训。检察建议具有一定的刚性与权威，从一些公开的反馈来看，医院确实不敢怠慢，有的设置展板，有的邀请检察官办讲座。

经历贵州女孩的事件后，程杨所在的医院加大了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培训，并在九部委《意见》的基础上，拟了一份院内的应对方法，「如果你报不了警，可以和哪个办公室报备，电话是多少」。

程杨后来一直把那份文件存在手机里。

Ta出狱后，

会不会来报复？

加深对制度的了解，医务工作者就能毫无顾虑地报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美国的强制报告制度已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在一次针对 5764 位儿科护士的问卷调查中，仍有 20% 的人坦诚，自己在发现疑似遭受虐待的儿童时，并未履行报告义务。

国内的讨论中，最普遍的顾虑是，报告人的身份被侵害者得知，从而引发麻烦。

尽管九部委的《意见》中有相应的条款，要求警方、检方和卫健局等行政机关对报告人的信息予以保密，但在实际操作中，想要完全保护报告人的身份，难度不小。

陪同那对母女报警前，程杨已经在公众平台发声，一定程度上，算是主动放弃了隐藏身份。他的妻子一直担心，女孩的爷爷几年后出狱，会不会来报复？

程杨设想了更隐秘的报告情形，依然觉得不容乐观。「很多时候，带孩子来医院的就是侵害者本人。哪怕当时不显露任何东西，等人走后再默默把事情报了，你想想，Ta 一来医院，回去就被警察找了，最怀疑谁？」

相关新闻下，许多评论表达了对报复报告人的担忧。

地方越小，身份暴露的风险越难规避。一位辅助科室的医生曾匿名发帖，描述自己对于报警的挣扎。她遇到的情形与程杨相似，科室收到了一个 10 岁女孩的外阴活检标本，是典型的尖锐湿疣，而且患者也是留守儿童。不同的是，她身在一个小县城，小到「你背着老婆跟别人开房，都能被至少一个熟人看到」。

纠结许久，她拨通了 110，又在电话接通的瞬间迟疑了。她没有把患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警察，只说 3 天后标本结果出来，自己会再来电。

到了约定日期，她没能再鼓起勇气。

回复留言时，她反复提到自己刚出生的女儿，那是她害怕报警被人知道的最大根源。

「偶尔治愈」接触的几位报告人，并不了解是自己的身份信息具体是如何被保护的。他们没有向警方表达过自己的担忧，对方也没有主动给他们吃「定心丸」。

郭宏敏的一些安全感是从医院得来的。发现那起非正常死亡后，出诊的医护人员按照从前的培训，先向总值班报告，提议报警。后来的那通报警电话，是总值班安排其他人打的。在郭宏敏看来，这是将报告从「个人行为」上升到了「院方行为」。

王锐告诉「偶尔治愈」，在新乡第一人民医院，「最终由总值班或者医务处报警的几率比较大」，这种机制意在保护那些直接接触患者的职工。目前医院尚未遇到需要报告人出庭作证的情形，未来如有需要，会征求法院的意见，让医院的律师或相关职能科室的主任代为出庭。

检察官刘玉霞的回应，或许有助于减轻人们对报复问题的担忧。刘玉霞在北京门头沟区检察院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去年曾办理一起由儿童医院报告的故意伤害案。

她表示，报告后嫌疑人会很快被采取强制措施，客观上无法实施报复行为。而后续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仅是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还是进行法治教育的过程，「这一段时间的法治教育，足以让 Ta 不会再去报复」。

一位案件当事人表示，对当时报警的医生没有埋怨

同时，刑法中也有相应的证人保护制度。不过，这种保护还有完善的空间，「偶尔治愈」在一些由医务工作者报告的案件中发现，判决书在引用报告人的证言时，存在能对应到本人的信息。

刘玉霞称，目前在涉未案件的文书中，必须以「姓氏+某」的方式称呼未成年人，但对于（成年）证人，还没有这样的要求，「这一点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思考完善」。

程杨设想不出理想的保护机制，他觉得「至少应该做好全民普法」，如果人人皆知，这是医务工作者必须尽到的义务，而非「多管闲事」，也许他们的处境会好很多。

「就像警察抓坏人，这是 Ta 的工作，人们不会因此去报复警察，除非那种特别极端的。」

二次伤害的隐忧

还有一些顾虑是从被害儿童的角度出发的。没人愿意看到，自己的报告行为在给孩子带来益处前，先带来伤害。

一个多月前，威海医生强制报告 10 岁女孩被性侵怀孕的消息登上热搜，评论中不乏这样的担忧：侵害者会不会因为惧怕医生报警，不敢送医或给孩子转院，从而贻误治疗？

现实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去年 4 月末，黑龙江的一位 4 岁女孩由于长期被父亲和继母虐待，住进 ICU，挣扎在死亡边缘。根据后续报道，月初时继母就曾带女孩到医院治疗，接诊护士报警后，「（继母）就跑了，没在医院停留」。几天后，她们出现在了约 60 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几乎换了座城市。

另一方面，案件受理后也有二次伤害的隐忧。

程杨真切地目睹过被害儿童面对询问时的局促与抗拒。去年夏天，警察向那位贵州女孩了解情况时，他和首诊的女医生也在场。询问持续了很久，「问她什么，她都不说」。一旁的母亲难掩焦急，「老是在凶她，她就更不想说了」。

在医院的相处，使女孩对两位医生建立了一些信任。他们协助做了安抚和引导，「慢慢地跟她说说，有时她还有一点回应，至少完成了笔录」。程杨记得，最后女孩只是以点头、摇头的方式来肯定或否定某些事情。

为了减少询问时的二次伤害，我国正在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制度。相关规定最早出现在 4 年前的文件中，而制度建设的起点，则是 2019 年 2 月，最高检将其写入检察改革工作规划。

后来对推进速度也做了明确要求——2020 年底，各地市（州）至少建立一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

刘玉霞所在的门头沟区，是在去年年底开始试运行「一站式」办案场所的。位置选在区内最大的医院，方便验伤取证。刘玉霞描述了这个场所理想的运转机制：接案后，警方第一时间将被害人引导至此，并通知检方介入，及时、无伤害地完成询问和证据固定。同时配备社工、心理师和医护人员，在需要时提供救助。

深圳的一处「一站式」办案场所

除了回忆细节时的痛苦，信息泄漏也会引发二次伤害，尤其是在性侵案件中。

程杨非常清楚这种伤害能有多大。那位被爷爷性侵的女孩就是信息泄漏的受害者，尽管泄漏的源头并非警方，而是少数不够专业的媒体。

案发后的半个月，女孩的母亲打来电话，说有记者在她的朋友圈里下载了女儿的生活照，用来合成短视频，「虽然打了码，但衣服那些都看得出」。视频传播得很广，周围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女儿的遭遇，她们彻底回不去村子了。

程杨深感自责——那位记者是通过他和女孩的母亲搭上线的。这一年，他反复为此自我怀疑。

一位来自三线城市、曾报告过严重虐童案件的医生坦诚，如果遇到程杨这样的案例，她无法做到像报告虐童一样毫不为难。

「你觉得在这种小地方，报警后能瞒住吗？或许严惩了凶手，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孩子的精神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学校的小朋友都可能指指点点。不像孩子被打，大家都是同情。」

实际上，2013 年就出台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时，对涉案人的身份信息和性侵的细节要予以保密，并给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到未成年人的学校、单位、居住地调查时，避免开警车、穿警服。九部委的《意见》中，也强调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身份保护。

然而，执行不力的情况至今依然时有发生。刘玉霞办理过的一起案件，警察夜里 11 点多到被性侵的孩子家取证，「被害人家长一直瞄着门口的警车」。

好在，现在要求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同步录音录像，检察官可以从中监督。由于上文中不规范取证的问题，公安机关收到了督促整改的检察建议。

那些孩子后来的生活，

变好了吗？

除了推进司法程序，对被害儿童及其家庭的后续服务也格外重要。

根据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现状的调查研究，目前后续服务上的主要问题在于：政策开口较小，部分经济救助无法通过政策规定满足，而要依靠个人捐款；心理干预服务的供给不足以及社工资源紧张。

刘玉霞办理的那起案件，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范本。

那是一个「一户多残」的家庭，妻子是智力残疾三级，岳母是二级，一儿一女，全家的生活都要依靠送快递的姜某。

被害的女孩当时只有 3 岁，长期和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案发前不久，因奶奶查出癌症，无力照料，刚刚被送来北京。父母与她没有感情基础，摩擦不断。

悲剧的导火索，是姜某因教育问题与妻子发生争执。情绪到了极点，他将女儿摔在地上，造成重伤。

案件受理后，等待刘玉霞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嫌疑人被羁押，家里只剩两个智力残疾的大人，孩子是否会继续遭受伤害？

疫情封村，她请负责残疾人工作的村干部配合，「隔天就去䁖一眼，别再把孩子打了」。丧失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又及时为他们申请了小额救助基金。

万幸，女孩恢复良好，脑部的血块逐渐被吸收，无需再做手术。督促家长带孩子复查后，检方也去医院对复查结果做了确认。刘玉霞家访时，女孩已能和她愉快地交谈、玩耍。

去年年底，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

为女孩庆祝生日

去年 6 月，姜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此后，刘玉霞每隔几天就让夫妻俩发来视频，「不仅要看被害的女孩，另一个孩子也要关注」。女孩和父母都接受了心理疏导，还参加了一些亲子活动。

村干部仍隔三差五抽查。检察官还与村委召开座谈会，收集到夫妻俩后续的一些问题，比如他们还会为孩子的事激烈争吵，或者在马路上没有牵着孩子的手。

为此，刘玉霞安排了一位有过 30 多年经验的退休教师，从「如何拥抱孩子」教起，手把手地传授正确的教育方法。

如今，「孩子吃饭磨蹭」「送错快递赔钱太多」这样日常的唠叨，他们都会发给刘玉霞，就像分享给相熟的大姐。

案件审结后，报警的医生收到了检察院、公安和民政一同送来的锦旗。刘玉霞本想给些经济上的激励，被对方谢绝。刘玉霞期待，对报告人的奖励机制有更多的讨论和探索，比如在医生的晋升中有所体现。

报警的医生收到锦旗

实际上，对报告人而言，得知被害儿童的生活变好，或许就是最大的犒赏。

程杨很想知道，那对贵州母女后来过得怎么样。除了陪同报警那次，他和警方再无接触，他没有从官方渠道得到关于她们的更多反馈，无论案件上还是生活上。就连女孩爷爷被判刑的事，也是从朋友转发的新闻里看到的。

起初，女孩的母亲会偶尔联系他。他零零散散地得知，当地政府帮她们在县城租了房子，并申请了一些救济，女孩好像也转到了县里的学校就读。爷爷被抓后，母亲独自照顾着一对儿女，长年缺席的父亲依然缺席，「还怪她把爷爷抓了」。

报警的两个多月后，女孩来重庆做第二次光动力治疗。她的精神状态有所改善，话比以前多了些，「就是很怕做光动力，一听到要做光动力就哭了」。

程杨和同事帮忙付了那次治疗的费用。女孩在重庆休息了一两天，和母亲带着外用药返回贵州。

她们回去不久，程杨询问了女孩伤口的情况，得知恢复得很好。那是他和母女俩的最后一次联络。

「如果伤口没有好，她们会再来问的。」程杨推断，女孩的尖锐湿疣应该是治愈了。

但她的精神创伤，恐怕再难抚平。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程杨为化名）

注：

文中提到的九部委《意见》全称为《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由最高检、国家监察委、教育部、卫健委等九部委，于 2020 年 5 月 7 日会签下发。

该意见详细规定了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侵害情形、报告对象、失职追责和服务救助等内容，并要求对报告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同时对于因报告引发的纠纷，报告人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杨志超：《比较法视角下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特征探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2]李雅静、王健：《我国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 年第 3 期

[3]Barriers to and Consequences of Mandated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by Nurse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Pediatric Health Car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diatric Nurse Associates & Practitioners，2014(1)

[4]张央：《中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现状调查研究》，国际救助儿童会，2020 年 12 月

[5]《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中国检察网，2020 年 5 月

撰文：陈怡含 林小溪

监制：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