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抑郁自杀事件频发 官场生态致心理压力过大
不敢说，不敢写
对官员而言，与越来越大的压力输入对应的，是少得可怜的压力输出渠道。
官员并不缺心理咨询的资源，但却不敢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专门为官员服务，虽然咨询费不用官员们自掏腰包，然而真来求助的人不多——咨询中心一年咨询量不足600人次。
史占彪说，这一方面是官员对于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缺乏认识，另一方面是碍于面子不愿来——一旦被认为有心理问题，会让人耻笑或影响提职。
对仕途的担忧，的确是官员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的重要原因。当下中国对咨询内容保密做得并不好，官员们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己的心理问题传出去，被解读为不胜任某个职位。
许多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官员们要么在街边用公用电话做咨询，不透露真实姓名、身份，要么托朋友找可信赖的心理专家，并只愿在饭桌上袒露心迹。遭遇心理问题的官员不敢说，也不敢写，那些“局长日记”事件让他们感到危机四伏。
与普通人向朋友倾诉来解决心理压力不同，官员们也难以从人际交往中排解压力。根据一项两千多位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参与的测试结果，三分之一的人人际交往差或较差，他们不愿意与一般人过多接触，在接触中感受不到亲密及相互信赖的关系。
“官员们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心理支持和愉悦感，比一般人要少。”史占彪分析说，“他们因身份所限，不能建立过多、过密的人际关系；而且他们的人际关系多是事务性、职业关系，理性因素多，感情因素少。”
“官场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在倒霉时得到他人帮助，基本不可能，大家都怕被沾上不利的东西。”许燕说，“所以我跟他们说，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承担后果。不能只看到权力，权力背后有很多常人难忍受的生活状态。”
这种孤独的状态随官职提升会不断发展，越到高层，朋友越少，“高处不胜寒”。
不少官员被迫寻找其他途径，如信佛，向和尚诉说心事，目前成为一股潮流。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江西东林寺住持大安法师曾透露：有一位市长级别的官员找到他，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想要自杀，问他该怎么办。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大安法师教这些官员们用佛教缓解压力。
北京市宗教局一位人士还告诉记者：北京市某单位领导，希望到雍和宫烧头炷香，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于是托关系，在某天雍和宫开门前，先进去烧了一炷香。
心理测评屡遭“破解”
日趋严重的官员心理问题已经受到中央和各地密切关注，各种有关干部心理健康的讲座、书籍风靡一时，浙江等地还开展了公务员心理健康促进试点工作，省委书记几度批示。
官员心理健康程度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也被公开讨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就曾发表文章，指出“提高党员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增进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措施”。
“领导需要具备决策能力和思考能力，一旦心理出现问题，这些思维功能就无法正常运转，你就会发现这个干部越来越不胜任了。”许燕说，“紧接着，就会出现逃避责任的问题，人在身心枯竭的状态下，没有力量承担责任，会躲避、推卸责任。”
组织部门亦与时俱进，在干部考核中愈发重视心理健康指标。北师大心理学院承担了干部选拔的部分工作，但许燕很快就发现，这项工作很难做下去，因为原有的一些心理测评方法被一一“破解”了。
“按道理说，这些测量工具都应该是保密性的，但现在都不是保密的。”许燕说。针对干部的心理测评方式，正不断被专门研究应试的人破解，令测试者无法通过测评得到真实数据。唯一的应对措施只能是不断研发新的测评手段，而新手段用了若干次后，会被再次破解。
这正是中国“官心病”的恶性循环：不健康的官场生态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并无法得到排解，官员不希望心理问题被他人知晓，想方设法向组织部门隐瞒问题，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摘自：南方周末记者黄秀丽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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