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艾滋”后的人生：成都一男子被误诊“艾滋病”7年

在这张检测报告上，HIV-1为抗体阳性。这意味着钟啸伟感染了艾滋病毒。受访者供图

“好日子刚要开始”

“被艾滋”之前，钟啸伟过得曲折。

他七岁丧父，家里五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养活。天蒙蒙亮，母亲连脸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钟啸伟跟着哥哥长大，晚上下班回来，远远的就有人喊母亲，“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儿坐在街边哭圆了”。

“穷”是孩童时代最深的记忆。

钟啸伟记忆中，母亲每年会做40斤豆瓣酱，每到晚饭前，跑去菜场买回一堆别人不要的蔬菜，放上豆瓣酱炒着吃，他和哥哥们一个个排着队，身上灰扑扑的，母亲举着鞋刷，一个个给他们刷干净再吃饭。

贫穷的家境，使他自卑又敏感，念书的时候，他也调皮，会把女孩子的辫子绑在椅子上，初中老师形容他，“好面子，又重义气，很容易相信别人”。

成年后，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帮忙把五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被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身边有些人开他玩笑，喊他“胎儿”（成都方言，有神经病之意）。

他气极，觉得丢脸，说什么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钟啸伟离开公交公司，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卖电子产品。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不高，钟啸伟脑子灵活，手里常有闲钱，由于好奇，他学人家吸海洛因，“那时候傻，觉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钱，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

很长一段时间，钟啸伟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吃药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满脑子只想着一定要把吃药的钱搞到”，从烫吸到注射，钟啸伟手上和脚上，密密麻麻都是针眼。

后来，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摆脱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助，开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是钟啸伟前半生最快乐的时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他45岁了，在戒毒，开了一家名叫“食味鲜饭馆”的川菜馆子，恋爱近6年了，想结婚，好好过日子。

用母亲王素珍的话来说，“娃儿走正路了，有盼头了，好日子刚要开始”。

为了对何涵负责，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2008年12月5日，拿报告单那天，医生问了钟啸伟许多问题，包括有无吸毒史，“问得特别详细，我就晓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检测报告单显示，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被诊断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觉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还有，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钟啸伟告诉母亲自己得了艾滋病，得了这个病就要死，母亲不能理解，“艾滋病是个啥，我只晓得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着儿子命令，“钟啸伟，你不可以死，如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等死”

钟啸伟不敢死，却也不想好好活。

他知道，现阶段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辞而别，留了一封诀别信，还留下了一笔钱，让他“好好照顾自己，来世再见”，从此杳无音讯。

钟啸伟崩溃了。他和女友在一起近七年，不出意外，女友应该也感染了艾滋病，自责和内疚笼罩着这个中年男子，他非常担心“涵涵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为了宣泄情绪，他把母亲赠予他开餐馆的房产低价处理了，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将房款挥霍一空后，等待死亡。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自己的小家庭，多年来一直帮衬着他，盼着他走正道，“现在我们负担也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墙”，两个哥哥彻底与他断了关系。

钟啸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只有母亲。

王素珍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定他还活着。一次，王素珍连续三天都没打通他的电话，以为出事了，蹒跚着过来找他，发现他躺在沙发上，手机没电了。

那次，母亲哭了，他也哭了，母亲说，“我一定要多活几年，可以帮你收一下尸”。

七年的时光，钟啸伟用“等死”两个字来概括。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一年年过去，钟啸伟也纳闷，“也没好好吃药，怎么还没死”。

他只有小学文化，对官方机构给出的检测报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传贴画上，他看到过艾滋病患者会有的一些基本症状，比如淋巴结肿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烧等，便先入为主，产生联想：有些感冒发烧，就告诉自己，开始低烧了，发病了，天气冷了关节疼痛，便觉得自己是肌肉疼痛，快进入晚期了。

事实上，钟啸伟有很多机会，可以早点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

2008年至2015年期间，钟啸伟在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共进行了13次医学随访，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注射毒品，导致血管萎缩，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七年来都没能成功采集钟啸伟的血样，这七年来，他一次CD4细胞检测都没做过。

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可能会出现进行性或不规则性下降，通过观察CD4细胞检测结果，可以很快判断出被检测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为规定只有CD4检测证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钟啸伟每次医学随访都去了，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给他开了低保需要的证明。

而这个艾滋感染证明，他也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检查，哪还能弄错”。

但他还是心里起了嘀咕。2015年圣诞节，钟啸伟早早起来，去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抽血化验，那里的医生也是抽的手臂的血，在手臂靠近内侧的位置，扎下去，血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他去拿检测报告，结果显示，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他走到吊灯下面，仔仔细细又看了两遍，还是“阴性”。

这个52岁的中年男人感觉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邓的医生也乐了，哪有人没病说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钟啸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在他的认知里，疾控中心和华西医院，都是“权威的、大单位”，他们开具的报告，怎么能不一样呢。

他把那张薄薄的A4纸小心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出了医院门，连公交都忘了坐，满脑子想着，“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暴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了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