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永慧】在科学与人文的思想沟通中研究微生态伦理

编者按：  肠道微生态研究已经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关于粪菌移植方面，在开展临床试验的过程中， 伦理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为此， 生物谷专访了人体微生态伦理研究专家、厦门大学副教授马永慧。

生物谷:  马博士，您好！感谢您作为演讲嘉宾将出席参加3月29-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肠道微生态与健康国际研讨会。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微生态伦理研究，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肠道微生态方面的伦理研究的？为什么会关注到肠道领域呢？

回答：最初关注肠道微生态伦理研究始于2015年5月受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张发明主任邀请参加在南京举办的全国菌群移植会议，并做了会议发言。之后我在二附院做了几天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访谈，并观摩了粪菌移植的全过程，对这一研究有了直观的认识。在惊讶于粪菌移植产生的“奇效”同时，或许天然的专业敏感性和批判性驱使，也让我开始思考风起云涌的肠道菌群和微生态研究在疾病诊断、治疗和促进健康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对传统伦理价值、 宗教观念、法律规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冲击和挑战。这些挑战注定会改变我们对 “健康” 、 “疾病” 、 “正常”、甚至什么是 “人” 的认识， 还会带来生活方式和理念的革新。不仅让传统伦理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还会带来新的伦理问题（比如“微生物指纹”带来隐私和“歧视”问题，粪菌的所有权问题等）。我们迫切需要建构微生态研究伦理框架和管理规范来帮助这个领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近两年的研究方向。需要明确的是，关注伦理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人体微生态研究的进展，也并非限制和阻碍新型的医学诊疗技术手段的应用，而是为了激发研究和应用、个体健康和公共卫生、以及科学和民众、社会的深层次对话沟通。

生物谷:  肠道微生态伦理研究国外的进展是怎样的，国内外差距大不大？

回答：微生态研究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伦理学界、法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在美国。早在2008 年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正式启动为期 5 年的 “人类微生物组计划（Human Microbiome Project， HMP） ” 项目，其中就有一个子课题 “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伦理、 法律、 社会问题”，牵头的是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Rosamond Rhodes教授。她和团队在2013年出版了题为《The Human Microbiome: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Concerns》著作。著作重点关注了身份（Personal Identity）、隐私和风险、研究伦理、微生物样本库、公共卫生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国内对微生态伦理的关注以2016年立项的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体微生态研究的伦理挑战和对策研究》为标志。我和合作者于2017年4月在国际伦理学界影响因子最高（IF=6.5）的权威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发表主题论文《Ethical Issues in Fecal Microbiome Transplantation in Practice》（粪菌移植中的伦理问题）,该论文引发了国际伦理学界的关注和引用（文章在半年内成为“高被引”论文），同期发表的还有8篇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学者对这一论题的评论。之后又陆续在BMC Medical Ethics, Protein& Cell, Bioethics, Asian Bioethics Review等杂志发表关于微生物样本库，微生物组研究，以及益生菌干预方面的伦理问题的文章。

2017年12月，哥伦比亚大学组织了一场题为“Western and Chinese Experiences in Bioethic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Confucianism and the Microbiome”（微生物组研究-东西方生命伦理学对话）的webinar，我和Rosamond Rhodes教授分别作了报告，从中西方的文化和伦理传统出发，讨论微生物组研究进展带来的挑战。我们热切希望有更多的伦理学者关注微生态研究进展和其在伦理、社会方面的影响。

生物谷:  我们知道粪菌移植FMT在治疗IBS、慢性乙肝等临床上比较难治愈的疾病上取得了不错的治疗效果，那么在开展FMT的临床试验方面，有哪些伦理问题需要注意？

回答：首先必须明确FMT在目前应只作为试验性治疗手段开展，临床实践中应该严格把握适应症和限制条件，比如，在没有其他有效的治疗措施下才可以开展，患者病情危重等。同时，必须保证严格的知情同意程序和评估适当的风险受益比。

FMT位于伦理争议的两个领域的交汇点，即临床试验和器官移植，因此与之相关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作为实验性的临床研究和在紧急情况下的挽救治疗，风险/受益评估、患者的脆弱性、知情同意，以及对获取实验性治疗的限制等问题尤为重要；而同时作为一项新型的“器官移植”，FMT涉及到粪菌来源（供体）的选择和筛查、受体选择、资源分配的公正性、粪菌所有权和商业化等问题。主要的伦理问题聚焦在知情同意、风险受益评估、隐私和保密、商业化四个方面。从风险受益评估来说，随着我们对肠道微生态研究的深入，FMT可能会带来心理、情绪、认知、神经的改变和无法预料的社会风险。比如，有研究证实菌肠脑轴对应激反应、焦虑、抑郁、认知功能等情绪和行为的调控作用，以及发现移植菌群可能会导致宿主神经递质（如血清素）的紊乱。这些风险对FMT实践提出以下问题：首先，在FMT供体选择和筛查方面，除了对病原菌的筛查，我们是否还应该筛查供体的精神疾患史及其家族史？基因检测（癌症的易感性）？犯罪记录证明？甚至是IQ测试？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其次，FMT通过改变肠道菌群进而改变并“塑造行为方式“，当我们逐步发现那些与情绪和意识密切相关的菌落，移植有可能会带来情绪和人格改变的风险。

此外，由于每个人的肠道菌群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一些菌群是所有人都共有），每一次移植的粪菌也都是“独一无二”，所谓的“最佳”供体或“最佳”菌群的概念实际上模糊不清。FMT和相关领域的发展带来复杂的伦理、社会问题，亟待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患者的最佳利益和健康应该是FMT临床决策的首要考虑，其脆弱性和知情同意的困难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同时，作为试验性治疗，我们应特别关注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并对已积累的病例及时进行回顾性研究，对长期的安全性以及其他风险进行评估。

生物谷:  请问您目前在开展的研究项目有哪些？可以做些简要的介绍吗？

回答：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研究兴趣有遗传伦理、微生态伦理、临床伦理、研究伦理、以及跨文化的生命伦理学等。目前的研究项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体微生态研究伦理；一个是神经伦理，具体来说，我们关注人工智能、神经影像学技术、脑机接口等科技带来的对人的隐私、身份认同、能动性和平等性方面的问题。

生物谷:您作为优秀青年学者，已经在科研领域展露头角，请问您有什么话和您的同龄人讲？

回答：多谢称赞，没有取得什么大成绩，更远未到可以分享经验的地步。想念叨的话倒是有几句：由于学科和个人兴趣的关系，我长期接触生物和医学科研工作者与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者，深感两个领域各自为政，互不往来。这种隔阂、鸿沟、断裂之深之广让我担忧，它不仅制约了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社会的进步。而实际上科学与人文都是关于“人”的科学，拥有共同的人类实践基础，也正是科学实践活动，为“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年轻人来说，假如他受的教育太狭窄太专门，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的全貌来增长智慧。我想说，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的学科具备必要的常识。科学与人文的思想沟通与对话至关重要。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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