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维和军医自述：5 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埃博拉，让我和旧友在非洲相遇

即使已经过去 5 年，那段在非洲的维和经历仍然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2014 年，我曾作为一名军医，在利比里亚参加近一年的维和行动。当年，埃博拉病毒席卷西非，利比里亚正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当时所在的医院虽然并非专为收治埃博拉病人而设立，也没有治疗埃博拉出血热的必要医疗条件和设施，但当时的我们仍然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也从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亲自见证了这场曾让世界震惊的埃博拉疫情，对当地的影响。

回国后，我跟朋友们解释得最多的是：利比里亚和利比亚并不是同一个国家 （利比里亚与利比亚在地图上的位置，图源网络）

西非雨林深处的小城

我们驻地所在的城市位于利比里亚内陆，与邻国科特迪瓦和几内亚交界。乘坐联合国小型飞机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在热带雨林中的孤岛。

我们所乘坐的联合国小型飞机（作者供图）

这所西非雨林深处的小城，旱季则烈日当头，尘土飞扬；雨季则暴雨不断，道路泥泞不堪。

2014 年 3 月，我们到达时正是旱季，来自撒哈拉沙漠的尘土从北方飘来，掠过雨林，随着季风越过大西洋，落到遥远的亚马逊雨林。

炙热的阳光让人们总爱躲在树荫下乘凉，漫无目的地看着街上往来的车辆和行人，芒果树下到处是成熟后落地腐烂的芒果。 夕阳落山后，青年人们聚在酒吧里听着不插电音乐会（因为当地确实没有电）继续享受着夜晚的清凉和啤酒。

十余年前，这个国家还到处充斥着战争和杀戮，电影《战争之王》可以作为当时该国的真实写照。如今，当地也依然受到贫穷与疾病的困扰。

当地人居住房子的内部（作者供图）

我工作的联合国二级医院由中国维和医疗队承担运行，负责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及各国维和部队的医疗保障。医院收治病例数最多的是疟疾，在当地，疟疾就像普通感冒一样常见。我本人也曾因临近回国前被蚊子叮咬后，预防性服用过青蒿素。

我们所在的雨林中的小城（作者供图）

我们专业一届的毕业人数，等于该国一年的毕业医学生总数

当地的基础教育十分落后。该国唯一的利比里亚大学医学院建立于 1968 年，我在世界医学院名录网站上查到，该医学院甚至不需要入学考试。而当年的利比里亚全国高考，竟然也没有一名考生达到大学的录取线。

2013 年，整个利比里亚的医学毕业生仅为 38 名，跟我们当年那一届八年制同学的人数一样，而利比里亚当年的全国人口为 428 万。

很难想象，我们一个专业的毕业人数，竟然等于同年一个非洲小国全国的医学生毕业总人数。

该国属于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当地药品时常短缺，医疗资源更是严重不足，对当地绝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根本谈不上任何医疗保障。国家财政拨款有限，公立医院主要依靠国际机构捐赠，我们维和医疗队也会捐赠基本的医疗物资。

即便如此，这家医院唯一的辅助检查设备X光机早已无法使用，当地能开展的最复杂的手术是疝气修补。而且由于当地长年内战，本国绝大多数医生都会选择出国谋求发展。

因此，尽管公立医疗免费，但当地唯一的公立医院里仅有 2 名医生。

我曾在当地见过一个疑似伯基特淋巴瘤 （Burkitt lymphoma） 的患者。西非属于该病的流行病学地区，患者症状和颌面部巨大肿瘤的体征也基本符合表现——但这种疾病在当地医院，既不具备诊断能力，更无法进行治疗。

当地公立医院里的宣传画，昏暗的走廊里没有电灯，虽然医疗价格免费，但是医院能提供医疗也极其有限（作者供图）

医患沟通差异：合乎要求与真实体验

在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病人的交流中，我们渐渐地熟悉和适应与国内不一样的医患关系。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以真诚的态度对待病人，自然就会得到他们的尊重。

初到当地开始工作时，有一位病人总认为我们国家的医生态度冷漠，表示要去联合国卫生部门投诉，门诊的医生很快把情况通知了我。

经过耐心沟通，我发现其实问题并非出在诊疗过程上，而是因为语言不通，医患双方各自的英语水平或者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误解。

后来，当我有机会了解到国外的医师资格考核内容后，更加体会到中外在医患沟通上的差异。比如，在给病人腹部查体之前，根据国外的医师资格考核要求，医生需要询问病人：「我需要给你进行腹部的检查，可以吗？」获得病人同意后，医生方可继续进行操作。

在检查过程中，医生也要特别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比如确保检查室内没有其他患者，只暴露患者需要检查的部位，而其它可能会暴露的部位则需要用铺单覆盖等。医生还需要随时与患者保持交流，比如患者有什么不适可以随时告知医生等。

这些内容在国外医师取得医师资格的临床技能 （clinic skill） 考试中是最基本环节，考试的对象也都是标准化病人 （standard patient） ，他们会根据医学生的表现做出相应的评分，这关乎着他们是否能通过考试。

而我们的执业医师资格技能考试，往往更看重临床技能操作本身是否规范合乎要求，却可能忽视了病人的真实体验。

我们所在的生活区（作者供图）

埃博拉疫情爆发：每个通报数字都像脚步向我走来

几乎在我们从国内出发的同一时期，西非地区开始爆发埃博拉疫情。

2014 年 3 月 26 日，联合国通报邻国几内亚出现埃博拉疫情，80 余人确诊感染者中已有 59 名死亡病例，另有 5 人越过边境求医的过程中死亡，利比里亚卫生部门和医生无国界组织前往调查。同年 4 月 1 日，利比里亚官方在境内确认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死亡的病例。

4 月 7 日，我所在的地区已有疑似因埃博拉死亡患者。5 月，埃博拉病毒疫情逐渐往我们所在的东南方向传播，医生无国界组织曾派出小队前往几内亚隔离感染者和处理疫情。

其中一种被认可的说法是，埃博拉疫情的传播路线与果蝠在非洲雨林地区的生活地区分布及迁徙路径相关。果蝠是非洲一种以水果为食的蝙蝠，体型较大，属于病毒传播的中间宿主之一，同时也是西非当地人的一种食物。

果蝠的迁徙路线（图源：NPR）

猴子也是埃博拉病毒的中间宿主，我经常看到当地人把猴子当作宠物。此外，当地人的葬礼上有亲吻和触摸逝世亲人的习俗，这些当地民俗加上落后的卫生观念及医疗设施，导致了埃博拉病毒在当地的进一步蔓延。

当地的孩童和猴子玩耍（作者供图）

随后的几个月中，随着疫情的全面爆发，我们维和人员的工作邮箱中每天都会收到来自联合国卫生部门的疫情通报。

感染、疑似感染、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而每一个数字，就像一个个脚步朝着离我不远的地方走来。

2014 年埃博拉传播分布变化（图源：CDC）

维和的生活和工作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着。

虽然我们身处国际热点地区的中心，却仿佛同时身处在两个不同截然的世界。

一个是互联网上的病毒疫区，所到之处皆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另一个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真实的非洲——它就像那个我们每天清晨都能看到的当地小女孩，她头上顶着一个盛满水的黄色泥罐，腰间围着一匹亮色的布片，阳光透过棕榈树叶洒在她的脸上，从医院旁持枪站岗的尼日利亚大兵前不急不缓的走过。

我代表医疗队给联合国观察员分队进行埃博拉病毒预防相关讲座（作者供图）

他乡遇故知：跨越大洲的汇合

那年 9 月，我乘坐联合国小型飞机前往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参加埃博拉疫情防控会。

飞机沿着西非的海岸线朝着西北方向飞行，我透过舷窗，看见夕阳的上空飘着一段悠长而苍白的云，天空染上了和大西洋海水一样的颜色。另一边，湖泊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之中，森林中点缀星星点点的村落，迷雾从雨林深处缓缓升起，分不清到底是雨雾还是烟雾。

雨林中的村落（作者供图）

在蒙罗维亚期间，我得知中国即将派遣医疗队，赶赴利比里亚和邻国塞拉利昂。而赴利比里亚的中国抗埃博拉医疗队，正由我的母校陆军军医大学组建。

几乎同时，我收到了来自老同学的信息：「兄弟，我要来非洲跟你汇合了。」

孤悬海外近半年后，我们终于盼来了王师。

利比里亚首都街头的抗埃博拉标语

（作者供图）

2014 年 10 月，我国维和工兵部队以「中国速度」协助建设埃博拉医疗中心。2014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比里亚抗埃博拉医疗队抵达利国首都蒙罗维亚。

2 周后，当我再次来到蒙罗维亚出差时，顺利探访了中国抗埃博拉医疗队，见到了曾经熟悉的同学和老师们。

他乡遇故知，热泪盈眶。

施工现场，右侧为利比里亚 SKD 国家体育场，由我国于 1986 年援建（作者供图）

中国北方已经落雪，古老的西非大陆依旧烈日当头

2014 年 11 月 30 日，我结束维和任务，顺利回国。

2015 年 5 月，世界卫生组织和利比里亚政府宣布，埃博拉疫情已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为利比里亚防控疫情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7 年，联合国宣布利比里亚已实现全面和平，历时 13 年的利比里亚维和特派团终于使命结束。

从飞机上俯瞰西非的海岸线（作者供图）

时间转眼到了 2019 年底，国内的北方已经落雪，而在那遥远又古老西非大陆上依旧烈日当头，疾病泛滥——埃博拉病毒疫情今年再次在中部非洲刚果爆发，让人们再次回想起曾经被这种瘟疫支配的恐惧。

这段维和经历给我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我也充分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医生，这样一个安定而富裕的国家能为我们提供的行医环境是多么重要和宝贵。

我偶尔还会想起，乘坐着吉普行驶在那条通往海岸线的土路上，两旁尽是茂密的丛林。

在丛林的道路上行驶（作者供图）

虽然丛林里早已没有了枪声和伏击，但在更深处似乎还隐藏着未知病毒的敌意，不知何时还会再次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