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肿瘤防治的挑战与路径：提升多方协同 加快创新研发

癌症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严峻挑战之一，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快，中国肿瘤患者数量亦呈现剧增态势。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300万，居全球第一。而2021年较2020年中国肿瘤患者人数增长逾480万，达到2300多万人。面对2030健康中国发展目标，肿瘤防治可谓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12月27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健康承办的凤凰网2022国际大健康峰会在线上举办。在“肿瘤防治前沿与国际化发展”圆桌论坛，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监事会监事长、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人文协作组副组长马向涛，辉瑞全球生物制药商业集团中国区肿瘤事业部总经理王怡亲，与此次论坛主持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原研究副教授、凤凰网《肿瘤情报局》特约专家张洪涛，围绕我国如何应对肿瘤挑战，如何加快弥补肿瘤防治前沿技术、理念，创新药物研发，病患生命关怀等短板，与国际先进并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针对性见解。

攻克癌症，中国亟需完善全社会合力肿瘤防治攻坚体系

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我国每分钟即有7.5人被确诊为癌症。癌症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对此，“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至2030年将实现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的战略目标，如何在当前癌症高发，尤其在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的复杂形势下，通过常规筛查、规范治疗、药物自主创新、科研转化等，持续提升我国肿瘤防治水平，加快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迫在眉睫。

马军是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国的首批血液肿瘤专家之一，为我国血液肿瘤防治做出了不懈的持久努力，亦并见证了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日益缩小的过程。面对“健康中国2030”战略目标，他认为，前路依然任重道远，中国需要加速冲到国际一流肿瘤防治国家行列，尽快形成并完善。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监事会监事长、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

从“谈癌色变”到逐渐认识到肿瘤可防可治、重燃生命的希望，除了诊疗技术的进步之外，正确认识肿瘤，以及来自医疗、社会等方面的人文关怀，亦不可或缺，也是肿瘤防治达到全新高度的重要构成。正因如此，马向涛翻译的《癌症传》成为诸多患者的“ 心灵读物”。

马向涛认为，对于肿瘤患者群体，首先需要被援助、被关怀的温度，要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的一面；其次，他们需要尊严，尤其是癌症晚期患者。就像美国作家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即便我们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最后，他们也需要守护。现代医学之父奥斯勒爵士曾经说“医学是一门艺术”。但这门艺术没有教我们怎么消灭死亡，所以我们要面临的现实就是要守护我们的生命。

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人文协作组副组长马向涛

当然，更好的药物仍然是患者的最大希望所在。辉瑞作为全球领先药企，在肿瘤药物研发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辉瑞肿瘤事业部多年来深耕国内同肿瘤医疗事业，推动了国内肿瘤诊疗的发展。王怡亲表示，除药物研发之外，辉瑞肿瘤事业部坚持“科学致胜、共克癌症”的理念，坚信攻克癌症就是要结合各方的力量—医生、医院、药企共同携手努力。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肿瘤领域发展，辉瑞也会坚持创新药物全球同步共享，把更多更好的创新肿瘤药物加速引进中国，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辉瑞全球生物制药商业集团中国区肿瘤事业部总经理王怡亲

在场嘉宾均认为，“共克癌症”不仅仅是一个医疗技术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系统应对的综合考卷，实现相关各方协同、协调发力。中国当前具备体制优势、社会文化优势，这亦是中国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重点努力方向。

夯实创新路径，中国有望在2035年达至世界一流肿瘤防治水平

相比肿瘤防治社会层面的问题，技术短板在中国更为刚性而具体。特别是创新药物研发，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依然颇大。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鼓励增加肿瘤药物研发投入，中国很多药企也在努力在做first-in-class（首创新药），甚至出现众多企业争抢PD-1赛道的内卷情况（即PD-1抑制剂，属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主要可以用于恶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

那么，中国创新肿瘤药物研发的最大短板是什么？如何跨越这一障碍？

马军在论坛上回顾了我国从上世纪开始到2015年开发出第一个创新药物的历程，他认为，目前我国2000多家生物药企仍然是以me too（在原型药物础上进行二次创新的药物）和me-better（在仿制中创新的药物）路线为主。中国要迎来自己的first-in-class春天，需要在三个方面加大努力：一是加大对民族企业的投资支持力度。一个first-in-class研发可能需要8-12年，在美国需要8-10亿美金，在我国可能也需要几亿人民币；二是加大原创药的创新力度，逐步摆脱me too和me-better路线。在这方面，日本用了将近15年时间；三是着力建设世界一流临床研究团队。

马军认为，若能加快上述三个方面努力并有效结合起来，经过十年努力，到2035年，我国有可能进入世界first-in-class第二梯队，追平日本、英国等的发展水平。“只有我们临床医生、药企、科研人员，还有媒体、政府等多方联动，才能使我们加速迎来创新药的春天。”

我国作为肿瘤防治创新药物的世界最大需求市场，亦为我国提升first-in-clas水平提供了重要机遇。张洪涛认为，中国企业要创新，包括相关资本，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别人公司做得怎么样，应该更多地跟临床专家深入沟通，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first-in-class的研发方向。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原研究副教授、凤凰网《肿瘤情报局》特约专家张洪涛

作为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重要参与者，辉瑞对中国相关治疗技术、治疗药物、防治理念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王怡亲认为，作为外资药企，辉瑞的使命首先是要坚定不移的“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包括加速把全球创新肿瘤药物和治疗方案引进中国，也包括积极地参与中国首创新药发展进程，为此辉瑞中国制定了一个“80% & 80%”的策略：即实现中国参加80%的全球早期以及关键三期临床试验，其中80%的项目做到同期申报。其次，辉瑞致力于提升创新药物的可及性，通过与医保、商业保险、公益组织等多方面协同合作，让患者以更加可负担的价格用得起辉瑞创新药物。第三，针对目前国内肿瘤诊疗不均衡的现状，辉瑞积极支持并参与国家癌症中心发起的肿瘤单病种诊疗质控工作，推动乳腺癌、肺癌、肾细胞癌等癌肿在国内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诊疗规范和均质化，这是辉瑞下一步努力的重点方向。

此外，与马向涛倡导的人文关怀理念一样，王怡亲强调，辉瑞努力对肿瘤患者进行全方位、全周期支持，让患者用得到、用得起、用得对、用的好药物之外，感受到更多关爱和尊严。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加大国际创新药物引进审批制度的改革力度，其中，在海南博鳌设立的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国际创新药物加速进入中国提供了宽松平台。王怡亲介绍说，辉瑞非常积极参与国内先行先试项目，2019年将全球首个第三代ALK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靶向创新药物洛拉替尼等5款海外创新肿瘤药物引进博鳌先行区，帮助国内肺癌患者提请接受海外创新药物治疗，今年4月，该药物在国内获批上市。目前，除博鳌先行区外，辉瑞也积极参与在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医疗机构的先行先试。

最后，展望中国肿瘤医疗事业的未来，马军说，“我国肿瘤临床发展是近20年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目前已有四十余种靶向药物，从免疫分子的精准靶向治疗中国已经布局好了。但目前的问题是，研发方面落后于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

在药物研发过程中，马军认为，充分利用好医疗大数据非常重要，首先是重视流调，要通过大数据的准确率了解中国各种肿瘤的发病率；其次是靠大数据把肿瘤发生原因，环境因素，生活习惯，基因突变。从分子生物组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分层分析，弄清各种肿瘤致病原因，预防肿瘤的发生。目前小分子有4200多个靶点，才用了42个靶点，通过大数据来了解它的结构。第三是通过大数据来了解发病率和治疗的规范率，进而再做研发和转化，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中国将在肿瘤研发方面会走得更快一些。

参与讨论的嘉宾一致认为，只要不断深化全社会协同攻坚，肿瘤防治在中国定然有一个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