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获得者马骏:探寻鼻咽癌治疗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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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获得者马骏:探寻鼻咽癌治疗的中国模式

从全球范围来讲,鼻咽癌是一种“罕见病”,每10万人中大约只有1.2人会患这种癌,但中国人对它并不陌生。全球超过40%的鼻咽癌患者来自中国,华南地区的发病率格外高,大约是全球的20倍。由于早期症状不典型,70%以上的鼻咽癌患者来到医院时已经是中晚期,治疗效果较差,如何延长中晚期患者的生存,一直是全世界学者研究的焦点。

马骏和团队历时多年研究,四次改写鼻咽癌国际权威治疗指南(同期仅6项修订),探寻鼻咽癌治疗的中国模式,为患者带来新生的希望。作为2020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获得者,马骏将这份荣誉视为鞭策。在接受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专访时,他表示,将秉承吴老精神,孜孜不倦探索鼻咽癌科研之路,上下求索为医学创新添砖加瓦。

Q1:您已经与医学结缘40年,当初为何选择学医?为何又会选择专攻鼻咽癌诊疗?

马骏:我是1980年考入的湘雅医学院,当时一度叫做“湖南医学院”,它创办于1914年,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医学院,造就了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内科泰斗张孝骞等一大批医学大家,所谓“一部西医百年史,半壁江山湘雅人”。作为一个湖南人,而且我母亲在医院工作,耳濡目染,很自然就考了“湘雅”。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从此与肿瘤学结缘。我研究生时师从闵华庆教授,他是鼻咽癌治疗的权威专家,从他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鼻咽癌诊疗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同时也因为广东是鼻咽癌的高发区,我在临床工作中接触到非常多的鼻咽癌患者,它们饱经疾病的痛苦,这些经历使得我选择鼻咽癌作为专攻方向,并一直从事该领域研究至今。

Q2:鼻咽癌为什么被称为“高发于中国的特色肿瘤”?诊断和治疗的难点有哪些?

马骏:作为头颈部恶性肿瘤之一,鼻咽癌具有独特的地域分布,高发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中国香港、东南亚、北非、中东和阿拉斯加。据WHO国际癌症研究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的数据,全世界47%的鼻咽癌发生在中国,其中以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最为常见,其发病率达到20-30/10万人,是世界的20倍,因此鼻咽癌也被称为“广东瘤”。

早期鼻咽癌治疗效果好,患者的5年生存率超过90%,但早期鼻咽癌因症状不明显往往较难及时发现,这成为了诊断的难点之一。此外,鼻咽癌患者的生物学异质性大,即便是临床分期相同的患者,其复发转移的风险也不尽相同。当前国际通用的风险评价模式仅利用了单纯的解剖学信息,对预后预测的准确性仅为67%,无法筛选出高危人群,这是鼻咽癌诊断的又一难点。

在治疗方面,鼻咽癌患者尽管临床分期相同、治疗模式一致,却往往具有显著不同的生存结局,这首先要求我们在分子层面探索能够预测鼻咽癌预后的指标,在治疗前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此外还需要采用精准治疗,对高风险人群使用强度更大的综合疗法,对低风险人群使用“减强度疗法”。其中的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分子指标识别不同风险的患者,以及如何合理地联合放疗、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以达到“高效低毒”的精准治疗,同时避免过度治疗。

Q3:为什么全球通用的(AJCC/UICC)鼻咽癌分期并不适合中国?您和团队又是如何通过研究,不断修订分期标准并被国际认可?

马骏:在判断鼻咽癌病情严重程度后才能确定治疗方案,判断标准包括原发灶侵犯(T)、淋巴结转移(N)和远处转移(M)三个维度。目前国际通用的是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国际抗癌联盟(AJCC/UICC)临床分期,随着诊治技术水平的提高,每5-6年更新一次。AJCC/UICC临床分期主要是基于欧美人群进行制定的,其鼻咽癌患者的病理类型主要为角化性鳞癌。

中国是鼻咽癌的高发区,非角化性癌是主要的病理类型,比例占到99%以上,显著地不同于欧美人群。此外,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高发区中,鼻咽癌的发生发展普遍与EB病毒的感染相关,而欧美患者人群是没有这一特征的。因此,我们认为AJCC/UICC的鼻咽癌临床分期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

为了找到适合于中国人群的临床分期,我们通过4项系列研究提出:①“鼻腔”和“口咽侵犯”不再是重要的预后因素,应由T2a期降为T1期;②国际上首次提出将“咽后淋巴结转移”纳入N1期;③将“IV/Vb区淋巴结转移”归为N3期。上述4项标准已被AJCC/UICC第7版(2010年)和第8版(2016年)分期直接采纳,全世界推广应用,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近15年来,该分期共进行了6 项修订,其中4项采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中国学者由鼻咽癌分期标准的“执行者”演变成标准制定的“制定者”。

Q4:您和团队是如何通过研究,建立的“鼻咽癌放射治疗正常组织保护标准”,这项成果的临床和社会价值是什么?

马骏;放疗是鼻咽癌的根治性疗法。射线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肿瘤毗邻的正常组织及器官(如颞叶、脑干、眼睛),有可能引起失聪等等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未来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是绘制了鼻咽癌局部侵犯和淋巴结转移规律的“危险地形图”,创新地提出了个体化照射范围和剂量标准,这样可以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打击,在显著提高肿瘤控制率的同时,减少周围正常组织的照射范围。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国际上还首次建立了鼻咽癌放疗中33个正常器官的保护图谱和安全剂量标准。经过这些努力,能够将鼻咽癌放疗后严重后遗症发生率由66%降低到42%,显著提高了放疗的安全性。

对此,欧洲头颈放疗委员会主席Langendijk教授曾评论我们的正常器官保护图谱“推动了正常器官保护的研究”。截至2020年11月,该图谱已被国际同行下载2.68万次,并被美国、欧洲等8个国际组织共同采纳,成为全球通用的技术规范,推动了鼻咽癌进入精准放疗时代,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Q5 :身兼数职,您如何看待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三者间的关系?

首先,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服务患者、治病救人是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救死扶伤是我的医学信念,这个角色我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科研是为了探索学科中的未知,发现新的诊断治疗方法,是做好创新的必由之路。很多前沿疗法就是通过科学研究的不断探索而发现的,比如免疫治疗,它的发现者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是划时代的伟大发现,造福了广大的肿瘤患者人群,这种里程碑式的创新只能通过科研而实现。教学的目的在于将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和在科学研究中的发现,讲授并传承给学生,为我们国家的医学事业培养人才,更好地为患者们治疗疾病、解决临床难题。所以教学和科研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患者的病痛,而临床的需要也推动了这两者的发展,三者相辅相成,是缺一不可的整体。

Q6:对于年轻医生,既面临繁重的临床医疗工作,又需要开展科研工作,对此您有何建议?

马骏;临床工作是医生的主要任务,但单纯的临床工作不利于个人成长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临床中很多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落脚于临床需要,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不断探索,用科研去解决它,做到成果转化也是临床发展的必由之路。我鼓励年轻医生更早地开展科学研究,不仅有助于人才的培养,也能更好地提升临床工作的质量。当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科研的自由需有度,涉及到患者资料的科研项目必须要有知情同意,并符合伦理,年轻医生在进行科研工作时除了要有科学素养,也要有对伦理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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