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与佛教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名刹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吸饮香茗。法堂的左上角悬挂着“茶鼓”,按时击鼓召集众僧饮茶。宋代林通《西湖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鸳院,夕阳欲压箱沂城”,描绘了一幅茶鼓声下寺院幽寂苍远的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僧人称之谓“茶头”。一些寺院门前还有“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吸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等。禅僧早起第一件事即饮茶,后再礼佛。饭后也是先品茶再做佛事。丛林还立下规则,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住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奉佛教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之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以茶敬佛到了宋代,发展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物象表演,实际上就是“水丹青”。宋代陶谷的《外茗录》曾有此记载,“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鱼,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与“水丹青”相媲美的是“水书法”。《蚌茗录》中还讲述了一个禅僧在茶汤中“写诗”与吟诗的故事。唐宋时代“斗茶”也十分时行。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各种茶叶质量,决出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极品茶,遂后斗茶风遍及各地。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和章眠从事斗茶歌》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斗茶场面。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味”、“茶禅一体”说由此产生。茶与禅有相通之道,均重在主体感受,非深味之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地品味,讲究井然有序地吸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溢。参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整个茶事过程,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吸茗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含了体味、领悟自然真谛的哲理,并以此体悟佛性和超凡脱俗意韵,所以“茶禅一味”、“茶禅一体”至理之极。
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公案“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现。《五灯会元》卷四详细地记叙了此事。赵州从诊禅师问新到僧人:“曾到此间么?”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人,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间“为什么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招唤院主,院主应诺,赵州便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回答,正是反映了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分别,即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过还是没有来过或者相识与不相识,只要真心诚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味”“茶禅一体”境界。“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净心境,唯是有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对此,现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也曾题诗曰:
“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诞生在中国的“茶禅一味”、“茶禅一休”这一文化思想与哲学观念,后与佛教、饮茶一起东传到日本。日本高僧荣西禅师在中国留学期间,除钻研佛经外主要埋头于茶文化的研究。回国时带回许多经书与茶种,曾著《吃茶养生记》一书,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此书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经典论著。
京都紫野大法寺一休和尚高徒村田珠光根据荣西的“吃茶养生”的观点,在一休师父和赵州禅师“吃茶去”思想的启迪下,创立了日本草庵茶道。到村田第三代弟子干利休时为适应民众反对内乱、祈求和平的愿望,提倡和、敬、清、寂,将茶道的禅意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由此日本的茶道完全继承了中国“茶禅一体”的思想,因此日本山上宗说“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依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令天“茶禅一体”思想在东流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我国虽渐趋冷落,但作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茶文化,近几年已有部分恢复,“茶禅一体”的研究也将会给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多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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