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6岁的湖南小伙胡杰，因还不起18000元赌债，想到“卖肾”。自第一个联系电话始，他便陷入一张庞大而严密的肾脏地下交易中介网络；几个月后，尽管他“真的不想做了”，但仍然被送上一家民营医院的简陋手术台，切掉了左肾。最终，拿到了27000元卖肾款。目前，涉案的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已经停业。
对于“强行取肾”这一灭绝人性之举，再多指责都不为过，可当人们对其“论罪行罚”时，却不知能定什么罪，能予什么罚。
在不少国家，对人体器官买卖都有相应的罪名和量刑。比如，英国《人体器官移植法案》规定了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日本《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等四项犯罪。而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虽然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但在刑法中却没有一条直接针对此行为的罪名。北京市首例人体器官买卖案的公诉人邱志英曾经表示，“翻阅了整个法条，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更加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对当事医院及当事人以何定罪，人们拭目以待。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人体器官买卖罪”。人们对此充满期待。然而期待中还有焦虑，当实现有法可依、提高违法成本后，是否就一定能制止器官买卖的发生？
在这起事件中，湖南小伙胡杰是被“强行取肾”。但回顾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出，胡杰对于卖肾并不是一味拒绝，如果不是临时害怕，案件的定性就是“器官买卖”。这说明，目前存在着“器官买卖”的市场。
当事件外的人们习惯性地指责“器官买卖”时，对于事件中人来说，“器官买卖”却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患者来说，生命远比金钱重要，他们需要买器官；对于卖者而言，生活困难亟需援手，他们需要卖器官。任何器官买卖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据周晓光称，全国每年有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这个庞大的需求，在催生着一个本不该有的产业。
从伦理学来说，器官捐献应该取代器官买卖。但目前的社会认识及捐献渠道，却又不容乐观。对很多人来说，器官捐献的观念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即使能够接受，也面临客观条件的制约。去年初，一个名叫王宝田的父亲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但是繁杂的程序和手续，让其负债13万元，一直拖了一个月。“强行取肾”背后的罪与罚，催促着器官买卖早入刑法，催促着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社会认识的逐步改变。（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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