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群体生存调查：体力强度减轻心理压力加大

2011年07月12日 14:26
来源：半月谈网 作者：丁文杰 杨玉华 郭嘉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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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市民为何难以融进城市

采访中，记者调查发现，造成新市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安置中，“要地不要人”的急功近利思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搞区别对待，把进城新市民当成负担，忽视了人的城市化问题。另一方面，各种保障不全，相应的服务不到位和管理不科学，政策落实难。在方法手段方面，对新市民也缺乏相应的规划设计和培训教育等。

“要地不要人”是“伪城市化”之根

进城新市民反映较多的是，地方政府为征地拆迁常常把各级干部都动员起来做工作，一旦地征了、房拆了，干部们各自散去，而他们在安置进城后遇到的很多困难，存在“有苦无处说，有怨无人理”的现象。

安徽省池州市梅龙镇去年因建设产业集中区开始征地拆迁。村民倪春生告诉记者，征迁时市里抽调了工作组下来做工作，他是乡村医生，工作组劝他带个头，并承诺后续安置过程中给予优先选房和开诊室方面的帮助。可是等倪春生和其他乡村医生带头配合征迁完成后，他们遇到的一些安置和就业难题便再无人过问。工作组先前的承诺，都打水漂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多数地方在征地拆迁后没有常设机构或固定人员为这些进城新市民服务，解决征地后续和进城之后面临的新问题。这是导致很多矛盾得不到解决，群众上访不断的重要原因。

在湖南、安徽等地采访时，不少已经进城的新市民直言，政府部门征地拆迁时轰轰烈烈，每天都派工作组上门，各级干部也频频露脸，可是一旦协议签了，地拿到手了，干部就不见人影了。殊不知，进城后的新市民在心理和生活上面对的挑战更多，就业、子女上学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帮助和引导，都需要给予相应的制度帮扶。

“征完了地，还要从头到尾管好人。”一些新市民呼吁，地方政府应该因地制宜，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新市民的利益诉求。

制度障碍制约新市民角色之变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体制和机制的制约是导致新市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

与新市民有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一个重要问题。新市民理应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而事实上，新市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并未真正取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

湖南省统计局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失地农民成为新市民后在养老、医疗、失业三项主要保险中，仅有医疗保险加入率较高，达到70%，而拥有养老保险的还不到17%，有10%以上的人没有任何保障。

在安徽，从已经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地方看，保障方式千差万别，筹资模式不尽相同，标准更是高低不一，效果也是参差不齐。以马鞍山市为例，新市民每月只能领取180元（目前已计划从180元上调至240元）的养老保险，如果算上个人账户35元，最高也只能领取200多元。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村社会保险处处长陆勤梅介绍，合肥市按照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发放，现在是每月320元。这相对于1000多元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来说，标准还是很低。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汤夺先说，新市民其实面临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市场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新市民的最低生活难以保证，也将影响社会稳定。

同时，新市民所在社区服务管理的不到位也影响到新市民真正融入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是适应城市生活而出现的，长期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不可能马上适应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尤其是对物业管理要缴费难以接受，常常造成物业管理部门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另外，城市中的一些“二元性限制政策”也影响了新市民的城市化。在就业层面，这些新市民除基于自身的因素外，还要受到来自政策上的就业歧视和就业上不良风气的挤压，要么无业可就，要么只能在劳动力市场实现体力型就业。在子女教育方面，他们的子女在入学机会、入学条件、挑选就读学校以及缴纳费用等方面均存在不平等状况。

采访中一些进城新市民还提到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存在补偿标准低，分配不公的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新市民的城市生活。记者调查发现，在中西部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县域，由于财政捉襟见肘，而发展冲动又十分强烈，征拆补偿“打白条”的现象时有发生。

去年，安徽某地在征地拆迁中给予农民每亩水田3.08万元补偿，可其中的2万元要用来购买保险，剩余的1.08万元还要分3年付清。这一极低的补偿方式，引发了这些进城新市民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