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26日 17:15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罗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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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老周，男，失地农民，55岁原因：儿子结婚花了两万多，被别人打了治病花了两万多，这些都是债……（资料图）

记者 罗溯阳

没有土地，没有房子，没有老伴，没有健康的身体，55岁的老周只有4万多元的欠债和一个托运行李的手拉车。2010年4月，他从富平县来到西安，2011年1月20日，他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城墙外等候托运行李的旅客，2011年春节，他决定留在这里一个人过，他说：“去年一年没有挣下钱，回去会被人笑话的。”

火车站拉货挣钱，挣的钱不够交罚款

刚过完元旦，拖着受伤的胳膊，老周买了一个行李托运车，来到火车站附近揽活。

“警察不让拉货，看到就罚款，一次20块钱。”老周把记者拉到城墙根下说，在这里当行李搬运工只有十几天，他却已经被罚过两次，而自己每天靠运送行李赚来的钱有时还不够交罚款。

“把行李送到进站口，一次五六块钱，但拉货的人多，一天轮到我头上的也没有几个。”老周指了指火车站向西方向的小路，那里站着七八个和他一样等“活”的人，其中，还有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

去年清明节过后，寄住在亲戚家的老周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故乡富平县，来到西安，“先是在一家公司里面熬胶，做隔墙板，月赚1000元左右，后在西郊一个工地干活，月赚1300元左右。”

去年12月，正在工地里搬钢筋的老周不小心拉伤了左胳膊，老周花了120元进行针灸治疗，他骄傲地说钱都是自己掏的，没有问同在西安打工的儿子要。

“儿子今年26岁，在炭市街的一家饭馆里面打工，虽然一个月赚的比我多点，但是，我们家里还有四万多块的债要还，儿子还帮我交房租，我怎好意思让儿子给我看病?”老周租住在北郊一个城中村，月租金90元，他一个人住。

看着“回家真好”几个字，他说没挣到钱怎好意思回去

老周回忆起了这四万多块债务的来历。

2009年春节，老周用东拼西凑来的两万块钱给儿子办了婚礼，家里没有房，儿子的新房就安在了自己弟弟家。今年春天，儿子随着他一起来到西安打工，不久前的一天，在搭乘611路公交车时与人发生冲突，被四个人围殴打坏了眼睛。老周说，为了给儿子看眼睛，他又背了两万多块钱的债。

因为快到春节，回家的人多了起来，老周决定在火车站跟前多待几天，“虽然有警察抓，但是逮空还是能揽到活，最少一天自己的饭钱能挣下。”离他不远的地方，城墙上竖着四个大字“回家真好”，老周看着那几个字苦笑了一下：“我也想回去，但是路费贵不说，去年没挣到钱怎么好意思回去，今年过年让儿子和儿媳妇回去，我就一个人待在西安吧。”

在富平老家，老周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他说，背了一身债的自己不知该如何面对亲朋邻里，“我不可能向每一个人解释我受伤和儿子被打的事情，说到底是自己没本事，儿子回去也是去还债。”

一个人过春节，老周这样打算的：大年三十休息一天，如果有饭馆开门，就去买顿饺子吃，如果没有，就自己做点吃的。“估计初一初二也没活，只有等到初三了，到时我胳膊能好一些，就去张家堡的劳动力市场找零工活，找些轻活，估计一天能拿六七十块钱。”

不回家并不代表家不重要，但没有房子哪里能有家?

谈到什么是家的时候，老周沉默许久后说：“我过年不回家并不代表家对我来说不重要，但是，没有房子，哪里能有家呢?”

老周的儿子2岁的时候，他们兄弟姐妹们就分了家，老周没有分到一间房子，也没有地，“媳妇嫌没地方住，日子也苦，就跟我离婚了。”离婚后，老周一人把儿子拉扯大，这些年也想过再娶，但是，没有房子，媳妇住哪里呢?就这样，他慢慢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周称，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等孙子出生，然后能在富平老家买地盖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

“现在要想盖个房子最少得十到十二万。”老周称，以这个标准计算，自己和儿子打一辈子工都实现不了。“等年过了，想办法借些钱帮儿子开个饭馆，自己做生意总比给别人打工挣钱快些，我再多到工地上去找些零工干，多少也能攒一些钱下来。”

当然，他也想过在西安买房，一家四口在这里安家，但他认为那是更难实现的奢望：“听说西安的房子现在一套都要三十多万呢，还是回家盖房划算。”老周不知道，根据西安市现在的平均房价计算，三十万，只能买40多平米，根本不够他们一家住。

那么这个有房有家的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老周给出的答案是：“最少得再过五六年!”而那个时候，他已经60岁了，正是企事业单位里男性职工退休的年龄。

没有土地，没有房子，没有老伴，没有健康的身体，55岁的老周只有4万多元的欠债和一个托运行李的手拉车。2010年4月，他从富平县来到西安，2011年1月20日，他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城墙外等候托运行李的旅客，2011年春节，他决定留在这里一个人过，他说：“去年一年没有挣下钱，回去会被人笑话的。”

跟评

失地农民，是否你真的一无所有?

一个老周的背后，有成千上万个失去土地又没有技能的农民，他们被城市化的浪潮席卷着离开了故乡，来到车水马龙的都市，有了一个新名字农民工。

在都市，他们工作难、住房难、生存难，连他们的后代想要通过教育改变命运都很难，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张家堡劳动力市场，23岁的蓝田人小胡曾这么说：“我家三口人，只有九分地，全部种麦子，一年五百斤，按一斤一块钱卖，除去肥料钱，落下四百元，还不够人情钱。”小胡也是众多选择不回家留在西安干活的农民工之一。

即便是那些勒紧裤带，咬紧牙关要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他们手中紧握的火车票，也只是站票一张，几十个小时的旅程，他们带的干粮，也不过是几块干馍和一瓶山寨版矿泉水，顶多再加根最便宜的火腿肠。在高档酒店团年饭预定火爆的同时，是否有人想过这些什么都没有的人?

多少冷漠我都尝尽，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底，不能回家的失地农民，你是否真的一无所有? 记者 罗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