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水平低下,但监管者们在执法实践中发现,小作坊的“生命力”通常都很强。中国存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等,使得产业水平和消费层次呈现明显的多样性。小作坊大多从事传统食品的生产加工,技术要求本身就不高,其产品相对低廉的价格,确实能够迎合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的需求。
“但低成本,恰恰也是小作坊的风险所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生产监管处处长忻元庆坦言,生产管理水平不够,再加上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一些小作坊会想方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使用违法手段。“以上海为例,食品生产相关的企业有三、四千家,我们的监管队伍只有300多人,如果企业昧着良心、刻意规避而去做一些违法的事,及时发现确实有难度。”
此外,即便是被查处了,小作坊的低门槛也能让经营者很容易另起炉灶,其违法成本远远低于监管成本。
方有宗认为,食品加工产业和市场需求的现实状况,都决定了小作坊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被彻底取消,或者被完全取代。为了避免监管真空,《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小作坊的管理授权地方人大来立法解决。
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运时表示,上海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对小作坊、小摊贩进行合理疏导,划定特定区域让他们经营,同时加强监管。 正在审议中的《上海市实施〈食品安全法〉规定(草案)》,设置了这样的条款内容:鼓励小作坊改进生产条件,进入食品加工园区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而后者由各级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进行建设或改造。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由于牛奶加工企业对鲜奶的质量要求提高,迫使生产条件较差的散户退出,养牛业开始从一家一户的作坊生产向科技含量高的公司化生产转变。
专家指出,把众多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在帮助他们提高技术的同时进行管理,这种方法在一些试点地区已经收到成效,小作坊数量有所减少或者逐渐走向联合。但是,如何吸引尽可能多的小作坊进入、并且愿意留在集中加工区域内,同时确保及时发现、有效打击日趋隐蔽的违规者,仍然需要政府更多的智慧和更加细致的工作。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当举一反三、发动社会力量参与。”长期研究社会公共政策课题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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