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社会该考虑打工青年的父母安置问题了

中国青年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越容易自杀。对于遏制自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孙时进：我们社会对自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我们应及时对自杀行为作出预防性干预，这就需要进行相关立法。比如建立类似于传染性疾病上报制度的自杀事件上报制度，让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杀率、自杀者的年龄、地域分布、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等重要信息，建立自杀诱因的谱系，并根据每年自杀诱因谱系的变化，确定让什么领域的专家提供意见，制订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政府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起到指导、协调和支持等作用。比如给媒体提出和国际接轨的关于自杀报道的指导原则，进行自杀谱系的调查和立法，用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员工教育上花钱，还要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支持等。没有政府出面主导，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像这次世博心理服务项目，没有世博局的主导牵头，肯定无法有序、有效地开展。

中国青年报：作为普通公众，我们应该怎么做？

孙时进：我们不能只是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表示愤慨，要学会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的责任，思考自己能为这些事做些什么。

随着一个个自杀事件的曝出，不少人好像有了猎奇甚至预期心理。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企盼和兴奋点。鲁迅笔下的那些冷血看客们好像还活在今天，他们对于死亡表现出了冷漠和麻木。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命教育，教育界和家长都应该反思。实际上，个别企业打工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潜伏在我们很多家庭中。说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个孩子自杀了，家长就状告学校。我那次当陪审员，看到孩子留下的遗书，发现孩子最大的压力恰恰来自父母。

中国青年报：可否具体说说，如何进行生命教育？

孙时进：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都是在童年埋下的。如果父母能和孩子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尊重他们的个性，孩子长大后会比较阳光，有安全感，也会有较强的抗压能力。相反，片面的、成人化的教育，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还给孩子童年，给孩子完整的生活，不能让孩子变成“应试机器”。

中国青年报：对于已经进入职场的青年，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

孙时进：企业文化也要变化，不能老用那种简单粗放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企业如果还是只把员工当赚钱工具，代价和成本将是极为巨大的。学会让劳动者体面地生活，企业可能发展得更好。

我曾见过一个合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他的做法就很智慧。他不仅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心理健康培训，还对员工的父母非常关心，为员工父母建立“老人之家”等。

当然，有些责任更应由社会承担。比如近些年，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人才必须在30岁以下，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整天提倡“孝”，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愿承担赡养老人和“孝”的责任，那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就很难尽孝了。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要知道，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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