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翟田田打电话给斯坦利，称不会离境，并表示如果不给出为何停学得到圆满答复，他会起诉斯坦利，并向媒体曝光此事。当天，他的留学签证被吊销。

4月16日，校警带着移民局官员直接来到翟田田住处，以“恐怖威胁”的罪名将其带走。

翟田田还称，他从未说过“放火烧了学校”的话，而检方起诉的证据，就是学校的接线员在电话里听到他说“放火烧了学校”。

事情的真相对我们来说，至今还是扑朔迷离。

发出威胁，便成了恐怖分子？

国内对翟田田事件的报道，至今主要是支持翟田田一方的声音。然而问题是，哪怕仅仅去聆听这一方的声音，你也会觉得晕，因为信息很混乱。

最显眼的一个混乱是翟田田被指控的罪名，一开始的报道纷纷称是“恐怖分子威胁”罪。自从9·11事件后，一说恐怖分子，人们就会想到本·拉丹和基地组织之类，就算翟田田威胁说要放火烧学校，那也谈不上是“恐怖分子”吧？！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是翻译错误，翟田田被指控的罪名是“terrorist threat”，其正确翻译是“恐怖威胁”，“terrorist”既可以是名词“恐怖分子”，也可以是形容词“恐怖的”，国内的媒体一开始都将其视为名词，所以有了误读。

不过，奇怪的一点是，我看了多个报道，当媒体采访翟田田在美国的辩护律师海明时，作为美裔华人，海明应该知道“terrorist threat”的正确译法，但几个报道中仍继续使用“恐怖分子”一说。

之所以如此，可能有沟通不畅的原因，但也可能恰因为此，这一事件才能成为国内目前的热点，如果一开始媒体就报道说是“恐怖威胁”罪，而且很清楚地说这里的“恐怖”不是本·拉丹的那种“恐怖”，而是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或机构发出了“我要怎么怎么样你”的“恐怖”。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恐惧。

不知道我国法律中有没有“恐怖威胁”的罪名，但至少我发现，如果仅仅是一个人实实在在地威胁另一个人，我们的司法体系是不大愿意做什么事的，好像非得要等惨剧发生司法体系才能介入。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联合国人权文件也提到了这一自由。这一自由是值得捍卫的，也是成熟的法律体制必须捍卫的，因为很多罪案是从“恐怖威胁”开始的，尤其是家人或恋人之间。

家人或恋人之间，我对你使用“恐怖威胁”，其直接原因是希望让你感觉到恐惧而不敢离开我。但是，你若满足了我这种需要，那就是对我的鼓励，以后我会像吸毒上瘾一样不断使用这一策略，最终你会受不了而离我远去，那时我就会将“恐怖威胁”发展到极端——杀死你。

这是情杀案的最核心的问题所在。现在，每天的新闻都会有数起情杀案的报道，我相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恐怖威胁”开始的，假若我们的司法体系能对此做有力的干预，那真的可以避免很多惨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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