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工会“职业化”，就可摆脱“端老板的饭碗不敢维权”的状况，变得底气足些，真正成为职工的“娘家人”。可见，工会职业化是工资共决的“法宝”。

与14省市区今年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新闻相呼应，有报道说，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3省（区、市）下发文件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23个省（区、市）人大制定“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全总有关负责人称，通过推动地方立法或党政制定下发文件，提供机制和法律保障，是各地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共同“法宝”。

最低工资标准“碎步前进”的扭捏，以及最低标准往往被当作职工工资上限的“尴尬”，日渐显示出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迫在眉睫。可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虽然已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覆盖面依然偏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就曾表示，全国共80%的企业还没有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在劳动者工资收入偏低的背景下，工资集体协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协商涨工资。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在开展工资协商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比没有集体协商企业员工高10%～15%。增加成本，资方自然反对。呈原子化、碎片化状态的员工向老板要求涨工资更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唯有依赖工会这个“娘家”，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重要职责和任务，而工资恰恰是职工最重要的利益。但就目前形势来看，工会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时往往理不直、气不壮、腰不硬。其中原因，既包括法律短板，也存在现实尴尬。

先说法律困境。虽然1992年颁布的新《工会法》规定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单位签订集体合同，1994年的《劳动法》也进一步对集体合同制度作出了规定，但时至今日，我国仍然没有关于集体合同的专项立法。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虽有突破，但对于不签订集体合同、不进行集体协商等问题并没有规定罚则。缺乏法律的刚性支撑，工会哪来的“协商”底气和资本？

再看现实尴尬。目前工会工作者非职业化，在经济上依赖雇主，工会主席拿着雇主的工资，反过来要求老板“放血”，即便不被指责为“吃里扒外”，至少也没有硬磕的资本和力量。

要想解决这种尴尬，唯有设立职业化的工会工作者，让其在经济上独立于资方，不再靠企业供养，这样才能不再仰人鼻息，才能“底气十足”、挺直腰杆。资本强、劳工弱的基本态势可以靠法律的完善加以平衡，以使劳资双方获得平等的对话基础，而工会则可以通过职业化来强化话语权。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全国总工会正在探索“职业化工会工作者”的路子，目前，全国由上级工会支付工资、“嵌入”企业进行维权的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已经有1.4万名，而且全总还计划投入近2000万元推动各地试点、建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等，令人期待。

以前是老板养工会，工资基本上老板说了算，“协商”“共决”的余地不大。一旦工会“职业化”，就可以摆脱“端老板的饭碗不敢维权”的状况，变得底气足些，挺直腰杆，真正成为职工的“娘家人”。由此看来，工会职业化也是工资共决的一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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