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廉价小白鼠”需要维权

耿海军 环保工程师

目前，排名世界前10位的制药公司，都把全球的研发中心逐渐转移到中国，并加大了在中国原装药生产的投入。2009年，中国的外资和合资制药企业的增长率是40%以上，创造了约60%的产值。（新华网4月11日）

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都是吸引跨国药企的诱因。但需要警惕的是，蜂拥而至的国外药商有可能怀揣着另一个隐蔽的企图——利用政府管理的漏洞，将中国打造成人体临床试验基地。

据媒体报道，目前有60多家跨国医药企业在中国进行着近100个项目的一期临床试验。每年有800多种国外新药进行人体试验，每种药需要30名左右的试药人员。国内直接参与试药的相关人员有数万人，如果算上大面积的采样对象，至少在50万人以上。

为什么跨国药企特别青睐将临床试验“重任”交给中国？在西方国家，试药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追诉20年以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金额可达到数千万美元。

国外人体新药试验遵循以下通用原则：医疗机构要严格履行知情同意程序，不能使用隐瞒、欺骗、利诱、胁迫等不正当手段使得患者试药，患者有权了解诊治过程的全部内容，包括可能的风险、受益、结果及所需花费等，也完全可以拒绝。国外的这些原则提高了药企进行人体药物试验的风险及成本，而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的成本要低得多——在中国招募同等水平的科研人员，报酬比欧美国家至少低一半；同时，给中国受试者的报酬，以及发生事故的补偿都相当低。许多人不明白试药的危害，在聆听了西方药商和某些国内“专家”天花乱坠的联手鼓动之后，就懵懵懂懂地沦为了可怜的“小白鼠”。

比如，北京地坛医院帮助某跨国公司新药试验时，有7名河南艾滋病试药者陆续死亡，而医院支付的报酬仅为：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有时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而2005年“人参丸”事件中，韩国药企根本没有告知浙江农妇沈新连有无试药风险，导致沈新连死亡，至死也没有一分钱酬劳。

《礼记·曲礼下》说：“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意思是说，“皇帝有病要吃药，臣子先喝以身试药；父母有病要吃药，儿女先喝以身试药。”这说明，药品三分毒，药好不好，要靠长期实践来检验。可悲的是，如今欧美国家成了“皇帝”，我们成了“臣子”；他们的国民生病，先得要我们中国人以身试药——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说，中国盛产“廉价劳动力”尚属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那么盛产“廉价小白鼠”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有关部门应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健全我国临床试验受试者权益保障制度，并通过有效的监管，更多地保护试药人的权益。避免唯利是图的西方药企和某些缺乏医德的国内医疗机构，联手谋害国人的健康。

此文章为2010年4月新闻评论，因需要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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