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医患矛盾”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伤害医患双方的“双刃剑”。今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改善医患关系”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代表委员密切关注。

会场把脉：“市场化”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善医患关系，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今天上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举行的集体采访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教授温建民说，医患关系不能全归咎于“红包”，个别害群之马的行为不应放大。“医疗推到市场以后，医患之间直接变成了金钱关系，这是问题的根本性内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认为：“医院被推向市场后，利益取向导致了不必要的大处方和大检查，造成患者对医生不信任。”

代表问诊：医患纠纷，“纠”在体制、机制和人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今年专门就化解医患纠纷向大会提交了建议。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也对医患关系问题做了深入剖析。

“从医疗体制来讲，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院靠创收维持生存发展，趋利行为明显。”陈鑫说，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大医院超负荷运转、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沟通解释工作做不到位，很容易导致误解和矛盾。

陈鑫认为，从医方来讲，医疗机构管理水平不一、医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医疗服务水平和责任心存在明显差异，这是引发医患纠纷的主要原因。而从患方来讲，由于对医学科学缺乏足够认识，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不少患者认为只要进了医院就一定能治好病，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若达不到期望效果，就归咎于医院和医务人员。

“纠纷处理机制不够合理也是重要原因。”陈鑫介绍，目前正规渠道是三种：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民事诉讼仲裁，但如果医患双方矛盾对立协商难有结果，卫生行政部门出面也不易得到患方信任，民事诉讼程序复杂、周期长也不利使用，因此产生纠纷后，不少人选择“闹”，希望更多部门介入干预、最后医院花钱买平安，客观上造成“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后果。

破解之道：多管齐下，为医患关系“降压”

“要搞好医患关系，首先要加强医生队伍的建设。” 温建民认为，红包的问题，现在各医院纪检部门都有对收受红包约束机制，一经发现需要严肃处理。此外，公众特别是患者更需要加强对医疗行业高风险性的理解，“医生每天面临的压力很大，正常人每天可以看到一些笑脸，我们天天看的是愁眉苦脸，甚至面对着一些死亡的病人。”

“解决当前医患矛盾，要靠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陈鑫代表认为，一是要加强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消除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从体制机制上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二是要调整医疗资源，优化服务结构，改变大医院多数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现状，缓解医患双方的供需矛盾；第三，完善医保制度，建立需方供方“双保险”。在处理纠纷时，除了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外，还要注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把它作为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

“还要大力推行死亡后尸体解剖，这是责任认定的重要依据；同时制定统一的医疗纠纷赔偿标准，为妥善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依据。”陈鑫建议，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需要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为纠纷找到机制出口；而对那些过激、非法的“医闹”行为，公安机关应该严格依法处置。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