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在工厂封闭的环境中，等级森严的管理对年轻人的自信心和人格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打击，而一旦出现精神困惑，又没人可以倾诉，这时如果整个社会的心理调适机制没有适时跟进，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在心理咨询师荀焱看来，跳楼体现了一种对自我极度不认可的姿态，说明自杀者已承受了太多负面情绪。此外，负面情绪会有一种极强的感染性，接连发生的跳楼事件也会影响一些人，令其潜意识中有模仿倾向。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表示，日本和美国的企业里设有卫生、健康保健、工会等部门，为员工的职业心理健康提供服务。而我国用人单位的工会、党委、健康管理、人力资源等部门，也应该关注员工的职业心理健康。

社会：打开“围墙”让外来工融入社区

据了解，富士康在深圳的员工达到42万人，他们就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大部分员工在厂区外能消费得起的地方，除了一两个溜冰场，便是一些网吧和小吃摊。平时处于紧张劳作的年轻员工，在工作之余也不容易找到放松和娱乐的场所。

“富士康发生的十起跳楼事件，是工人闭塞在狭窄的个人空间对社会生活没有预期造成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缺乏一些利益平衡系统。”专家认为，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劳动者聚集区，教育、医疗、图书馆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如何尽快延伸到企业厂区内和周边地区，成为了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早已超出了企业兴衰的单一层面，而事关一个地区的稳定和谐。

只有进一步健全相应的社会配套管理机制，才能不把数以万计的外来工“隔离”在城市的边缘。“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对外来打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的缩影，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公共政策等，作出长远规划，打开企业的“围墙”，让员工更多地融入社会而不是被封闭在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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