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性的焦虑

“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刘坤认为。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经多年研究过深圳的农民工问题。在他看来，“八连跳”并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只是因为富士康人口基数大。”刘开明说。

刘开明在整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历史中，研究当前农民工高密度自杀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在全民普遍低薪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工(外来工)的工资每月高达200—600元，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只有180元左右。而在1992年之后，得到制度庇护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迅速，但遭遇制度性排斥的外来工工资增长则十分缓慢。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37.82%。“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刘开明说。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早在1990年代后期，便开始关注中国的打工群体。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他们前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

从2005年到2008年间，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东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二则，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

实际收入锐减，退路又无，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

而涂尔干所谓遏制自杀的最有效的障碍———集体，也并不能给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帮助。“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个打工者处于原子状态，他们没有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刘开明说。

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工人的这种“原子”状态：“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让他们处于一个多维度的人际关系网中。”刘开明说

富士康高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卢新跳楼以后，郭台铭曾专门致电李金明，要求资方配合工会，加大工会的监督力度，要把工会的独立性体现出来。富士康的行政与工会都直接同时发文，严格控制任何超时加班。郭台铭还请集团紧急调查，聘请海内外专家会诊集团员工的心理健康。

但在李金明看来，仅凭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做，但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量的问题呢？”李金明说。他希望，政府在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的便利，社区功能日益完善。而学者们更希望政府提供对打工者权利的制度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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