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人群同时也是社会中最隐秘的人群，这些群体包括女性性工作者，在中国大约有200万性工作者；还包括注射吸毒者，在中国大约有200到250万人；另外还有男男性行为者，在中国大约有500到1000万。因此艾滋病易感人群的数量是非常大的。

凤凰网健康：我们知道两位都是艾滋病防治一线的专家，就两位的亲身体会来说，艾滋病预防，您觉得哪些方面的工作是最难做的，能够简要介绍一下两位的工作好吗？

吴尊友：我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可以追溯到1991年，那时是全身心做艾滋病的工作，累计起来应该说将近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的工作当中，有所尝试，有所感悟，有所思考，应该说在接近二十年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推进了一些艾滋病防治措施的落实，但也感觉到防治工作比其他一些传染病的防治难度要大。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政策支持的时候，要和高危人群打交道，还是很难的。随着2004年以后，国家各项政策的出台，应该说在政策层面上，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但应对艾滋病，它和其他的传染病不一样，它有很多社会问题，有很多观念的问题，这就使得对我们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它是医学、社会学，还有法律观念，方方面面一种综合。我感觉到最难的应该说还是歧视，这也是在去年12月1号，总理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专家也好，民间组织也好，感染者也好，提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正常没有感染的人，你还到医院去就医，感染的人就有更多的机会，或者更需要医疗服务。而目前我们现在治疗来说，对于感染者对抗病毒治疗这部分工作，都在传染病医院，但还有很多非传染病方面，所以在歧视方面，就医是一个表现。

另外一个表现，你比如在工作生活当中，亲戚朋友，走亲戚，感染者的家庭发生感染以后，往往出现亲戚朋友不理睬你了，婚嫁喜事，本来请你去作客，不请你了。你去劳动，你去就业，人家不聘你了，这些歧视的问题，使得各项防治措施难以落实。第二点，比较难，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如何让哪些已经感染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感染但是很有可能感染的，我们所谓的就是有感染危险的人群，他们直接能够组织起来，能够行动起来，真的对抗艾滋病，你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你光靠那些没有感染的人去工作是不行的，你光靠没有危险行为的人做工作不行的。那些已经感染的人，那些没有感染可能被感染的人，他们必须行动起来，和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这个才是我们控制艾滋病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MarcBulterys：同样也谢谢你的问题。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人群同时也是社会中最隐秘的人群，这些群体包括女性性工作者，在中国大约有200万性工作者；还包括注射吸毒者，在中国大约有200到250万人；另外还有男男性行为者，这类人在中国大约有500到1000万。因此艾滋病易感人群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从地域上来看，中国还有一些地区艾滋病逐渐往普通人群中传播，比如说云南省与缅甸交界的德宏州，四川的凉山地区，以及跟巴基斯坦交界的伊犁地区等，这些地区的普通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都超过了1%。同时还包括既往卖血者集中的地区，像河南省驻马店周边地区。中国有些地区艾滋病感染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急需集中资源进行防治。美国疾控中心派出的工作组跟中国疾控中心密切合作，我们在上述艾滋病感染严重的地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各位观众也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你的朋友中间艾滋病感染情况，要正确对待于艾滋病感染者，不要有歧视和偏见。最后一点，有些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的极高危人群，比如说女性性工作者同时又注射海洛因。在跟越南交界的一些地区有很多这种情况。在越南这是很常见的。他们中间艾滋病的感染率可达30%到35%，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些风险有时候是会重叠的，而且很难对这些群体采取干预措施，因为这些行为是很难改变的。同时还有语言障碍。比如在中缅边境地区，很多性工作者并不是中国人；还有中越边界，那些性工作者可能不会说普通话。因此，我们必须用多种语言来传递艾滋病防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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