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逼近的风险

专业服务的缺失，导致了目前一线城市里“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局面。方嘉珂原本以为，“老革命、老干部、老专家”这“三老”不会为养老犯难。后来深入了解后，他才发现，北京不少高干在晚年都需要专业的照护，他们不差钱，但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太少，他们只能在某些大医院“压”着床位。

“如果养老服务能跟上，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高端医疗设施的浪费。”方嘉珂说。杨团则把话说得更直白：“不管高干低干，老了全都一个样，该瘫痪就瘫痪，该痴呆就痴呆。”在她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长期照护服务”，而不是收入问题，因为“收入再高，没照护也是死路一条”。

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状况更不容乐观。几年前，杨团曾到天津的农村调研。在那里，她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瘦骨嶙峋，天挺冷，但老人光着身子面壁躺着，身上盖一床大棉被，破碗里装着半碗剩饭，放着半碗水，“跟喂狗似的，没有人照看”。

有人指责老人的五六个儿女不孝，方嘉珂不这么认为。他知道“百善孝为先”，但他也知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用专业的话说，这叫“照料疲劳”。

“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照护服务。”方嘉珂解释道。

杨团则总结说：“目前这种赡养老人的方式，实际上是在虐待老人。家庭赡养实在不行，一定要走向社会赡养。”

这几年来，方嘉珂不断在各种会议和论坛上提“长期照护”的概念。他认为老人在生命晚期大都会失能失智，无论这个时间是长是短，都需要让老人最后的这段人生，活得有尊严。

这也是赵良羚所持的观点。或许是对养老的期待较高，她说，目前还没有自己看得上的养老院。不过，让她觉得安慰的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出人意料地”进入了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此外，我国也正在考虑推出护理保险。

德国等欧洲国家推行多年的经验表明，护理保险可以有效分担家庭的风险。杨团认为，直面这种风险，在中国已经刻不容缓。因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辈们已步入晚年，这就意味着，一对夫妻要赡养4个甚至更多的老人。很多时候，他们无力承担。

一组不可忽视的数字是，中国80岁以上人口已达1899万，今后还会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增加。而人越老，需要长期照护的比例就越高。

“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责任，不能全推给个人。”杨团强调说，“否则，目前还能撑着，再过20年就根本没办法了。” 本报记者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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