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孩子的教育决定中国的未来。实际上，另一个命题正在浮出水面——老人的命运承载中国的过去，与此同时，养老的紧迫性也同样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年近六旬的赵良羚，把20多年来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养老院。可如今她多少有些遗憾，因为当自己需要养老时，北京还没有一家她“看得上”的养老院。

赵良羚现在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的顾问。从1986年起，她先后参与创办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并在五院院长任上退休。她见证了这些年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前不久，她应邀参加“中欧社会论坛之养老战略国际高峰论坛”。论坛上，中国代表们发现自己发言时，来自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代表常常一脸茫然，双方交流起来“非常困难”。

赵良羚提醒大家，“这不是语言有障碍，而是现实有差距。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老人这头”的分量可不比“孩子那头”轻

中欧社会论坛举行的同期，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

这是我国首次公布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天津市鹤童老人福利协会副理事长方嘉珂看来，欧洲是在富裕后变老的，而中国是在刚刚富裕甚至还没富裕时，就已经老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作好准备”。

目前，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方嘉珂指出，即便是这个比例，也依赖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前几年甚至还不到1%%，只有0.8%%”。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基本养老服务主要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按照惯用的计算方法，失能失智老人约占老人总数的10%%。床位数与老年人口数的比例，在欧洲的平均水平是5%%~6%%，在养老服务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美国，则达到15%%。当然，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相对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支撑。

目前，北京的这一比例接近3%%，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实际上，城区的公办养老机构几乎全部满员，老人要想进入已非常困难。

天津的300多家养老院中，真正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3家。方嘉珂介绍说，老人要想进这3家养老院，“得找人写条子，还得分条件，有身份、有钱、身体还得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得自带保姆。即便是这样，也还得等老长时间才住得进去”。

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现在大家都抱怨“入托难”，父母为孩子进公立幼儿园得排几天几夜的队。整个社会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孩子那头”，而少有人关注，老人要进公办养老院，常常需等上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其实老人这头，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呼吁。”方嘉珂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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