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富士康接连十几宗的跳楼自杀事件令社会哗然,自杀,这两个字在中国社会从未如此刺眼。有人说,富士康的工业园内有四十几万员工,十几比四十几万,是十分正常的自杀概率；有人说,跳楼的都是90后,他们吃不了苦,精神空虚,死是他们的选择,他人无咎,社会无咎；还有人说,后来的跳楼者都是为了换取巨额赔偿,好让活着的亲人更好地生活……众说纷纭,直至今日,仍无确论。

古人云,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自杀往往被视为鸿毛的一种。常人认为,死者自身的懦弱、无能是自杀的根源。可是,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难道,中国人特别懦弱?特别容易崩溃?

哲学博士吴飞著作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就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自杀事件,透视自杀问题,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这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高自杀率。

人心政治的困境

自杀,对生活在村镇和县级城市的人并不陌生,如每条大河在夏季会浮起几具溺水者的尸体,每座小城、每个乡镇一年到头也都会发生几桩自杀事故,或投河,或自缢,或服毒,或割腕。我的少年在关中小城里度过,亲友多数居住在城郊方圆数十里的村镇,直接或间接听闻的自杀消息不少。我讶异的是人们对自杀的态度,透着一股见惯不怪的漠然,话语中难得听到叹词,除非发生在至亲身上。我的两位远房长辈殁于自杀,女性,一个年近古稀,一个才过知天命的岁数,后者服毒因生计窘迫,前者自投水缸则显得太过草草,小康家庭,子女孝顺,待人亲和慈祥,近年关时跟老伴拌嘴怄气后自寻短见,难怪母亲还未谈起就满脸无奈。

在我的观察中,自杀并不能给死者带来理应的重视,报丧、吊唁、葬礼一干环节都尽量从简,一来事发突然,没时间去准备；二来自杀事件给死者亲属带来无法言明的罪感,还有惟恐乡人指戳的慌张,要把这一页急急翻过。没有什么机构去过问此事,同属突发事件的交通事故则引起普遍关注。在此种自杀事件中,直接肇事者是死者自身,其根源多是家庭不睦,如夫妻口角、婆媳矛盾,这种特殊性让法律制度无计可施,只得放任自流。吴飞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自杀的悖谬:一方面自杀问题威胁到民众幸福；另一方面,政治权利无从去干预私人空间,“下手必伤”,像两个分离的圆,硬行去交叉必相互破坏,这也是人心政治的困境。

也许因这两难处境,媒体和研究人员只好将日益加剧的自杀问题限制在某特定群体中去探讨,比如海子、胡河清、余虹、余地,期望通过阐释公众人物的自杀行为去诊断社会与文化的症结所在,这种方式排除了不少棘手的因素,但不具备普遍性。知识分子自杀多由个人哲学观直接酿成,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真正的哲学行动就是自杀”,可用来解释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杀动机,却不适用于一般人。某女与丈夫赌气而服毒,不能说她的人生观一直就有自杀倾向,或许正相反,这一对夫妻素来是邻居眼中恩爱的楷模。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札记三里也指出:“恰恰是因为家庭成员彼此依赖、相互看重,反而会不断发生把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悲剧。”

日常生活无约束

2002年,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与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研究论文《中国自杀率:1995-1999》,正式宣布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到十万分之二十三,似乎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显然,轻率地把高居不下的自杀率归因为中国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倚重,不仅肤浅,也是惛谬的,就像部分专家为自杀现象找的借口:精神医学知识未能普及、农药太过烈性、性别歧视等,无疑是推卸责任的做法,缺乏勇气去直视社会问题的表征之一。不能有效解决,又非解决不可。

“中国的自杀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反映。”吴飞经过六七年的研究调查,一针见血地道明问题的源头所在。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行进在现代化的路途中,速度不一,起点有别,进程中必须遭遇的都无法回避。但是,现代化发源地美国的自杀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又是如何做到?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的“缘起”中提到,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终审判这种典型的宗教社会现象。西方现代政治交还给民众的自由,不等于在律法外可为心所欲,西方的自由意志中存在至善的上帝,人们相信必然向善的自由,这是基督教文明赐予的圣餐,藉此,现代性带来的人心政治的困境得到一定的缓和,体现善恶之间根本悖谬的自杀也被有效抑制。

人心政治的乏力同样出现在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民众缺少一个可托付幸福的至善者,除自己攥紧自己的幸福,别无选择。一百多年来的家庭革命成功地抽掉纲常秩序的绳索,却没教会人们如何恰当行使自由的权利,用吴飞的话来说:“这场革命并没有直接给人带来幸福,而是给人制造了独立追求幸福的自由空间。”启功先生论起八股文时说,八股文不是一无是处,写八股文的人,作文章有个基本章法,如今见到的文章,纯是乱写。日常生活没有了约束,并不尽预示着和睦与美满,部分人出现强烈的不适,进而外化为丛生的矛盾。有过乡村生活体验的人都知道,不少放弃赡养义务的子女认为,孝敬是旧时代的陈物,自己的做法无可挑剔,是真正现代人的选择,荒唐的是,“权利”、“自由”是他们常用的字眼,老人和脏水一起被泼到门外。

自杀只是赌一口气

这不是否定自由的价值,在自由的大框架下,追求幸福才有可能。缺少自由厚度的幸福是一纸窗花,脆弱、单薄、虚假。自由的社会不等于失范的社会,自由的家庭也不等于失范的家庭,失范埋下的是幸福的隐患与矛盾的种子。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杀是寻求重视和表达不满最极端的手段。

在中国,在爱与怨纠葛之间,自杀的动机往往只是赌一口气。不同于茨威格“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我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也不同于诺瓦利斯“我的死亡是我对至高者的情感的证明——不是自我牺牲——不是逃避——不是迫不得已的手段”；更不是伯夷、叔齐的保全气节。普通人的自杀是在“过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中偶发的,可以求助教育和调解来预防。《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收录了作者2005年对从事自杀干预的NGO组织“农家女”项目所做的评估报告,能够看出教育和调解的预防效果,尽管是一项实验性质的工作。

“立足于中国生活的快乐与痛苦,充分吸纳泰西哲人对人心的诠释和政治努力,找回安身立命的天理,再造世界历史,才是值得一试的人心政治。”不难看出,吴飞研究中国自杀问题并不局限在课题本身,如何将人心政治从当前的窘境中搭救出来,是野心所在。对我们,《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有三个度:发现了一个刻不容缓、亟待解决又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社会问题；关注当下、心系民生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清醒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着力于解决中国问题,在当前语境下重识中西文化,这应该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廿年后又发新枝的意义。 成刚

作者：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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