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毛正中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陈志华 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主任

魏万宏 郑州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许 亮 北京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位老人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住院费用139.7万元，平均每天两万多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

8月6日，老人因抢救无效在医院病逝。而除了痛失亲人之外，让病人家属感到更痛心的是，这份高达550万元的医疗账单漏洞百出、令人疑惑重重。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孕育了天价医疗费，本刊邀请专家给予了解答。

毛正中：加强管理是控制费用的重要手段

哈医大附二院的“天价”病例对社会一直在热烈地议论着的议题—“看病贵、看病难”—犹如火上浇油，使“看病贵”的讨论热致沸点。

“看病贵”似乎已是个共识。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基于2003年的卫生服务总调查发布的权威报告指出：“疾病负担日益加重”，“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在1998年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人均542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62元；而城市的次均住院费用为4037元，农村为1532元。次均住院费占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9.4%和70.9%。到2003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47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为2622元；而次均住院费用分别上涨到7606元和2642元，分别占人均收入的比例为83.33%和100.8%；即分别增加了4个百分点和30个百分点。因此“看病贵”应该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可是，事物还有它的另一面。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测算，作为衡量医疗卫生总投入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协调的衡量指标之一的卫生总费用弹性系数，我国大约为1.2，而同期的美国为1.95，日本为1.45。这表明：总的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略快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上是比较合理。

如果说哈医大附二院的“天价”病例是一个案的话，那么感受到“看病贵”却是十分普遍的。然而宏观的数字（卫生总费用弹性系数）又显示：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的总水平却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上保持一致。为什么人们的普遍感受与宏观的总体数据所反映的情形有如此大的反差呢？为什么患者个人的实际负担状况也与总体宏观数据反映的状况不一致呢？

一件商品（或服务）贵或不贵总是以消费者的感受来度量的。如果它的质、量使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即使付出较大数量或者很大数量的货币，消费者常常并不觉得贵。相反，若它的质、量使消费者觉得不值—即付出与所得不相匹配，那么即使消费者付出的货币量并不是很大，则也会觉得太贵。我们可以从普遍地感受到“看病贵”而推断人们普遍觉得在医院得到的服务从质和量上看都抵不上他们付出的代价（费用）。

事实上，目前人们在医院就医支付费用而获得的服务/商品可以较细地划分为四类：一是必须的服务/商品；二是因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而激发出的“保护性医疗”；三是医生未能完全忠实地扮演好“代理人”的角色而为自身的利益所诱导出的需求；四是没有消费却不得不为之支付的服务，即医院乱收费带来的负担。当病人求医时，他/她预期消费的服务/商品可能只是第一类，可当他/她看到账单时却可能是比较大幅度地超过这一预期的费用，能不感到贵吗？

同时，一些医院的一些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又不好。并且，一些医院的就医环境也差强人意。所有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就很难使消费者感到满意了。

上面说的第四类“服务”的产生和服务态度不好的问题，应该说完全是一个医院内部的管理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加强内部管理是解决“看病贵”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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