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深圳富士康厂区内再现一跳楼事件，据称，该公司是从事电脑、通讯、电子等高新科技的一家大型企业。自今年1月份以来，富士康公司已经接连发生9起员工跳楼事件。

“九连跳”诱因的复杂化决定了破除魔咒的思路也必须是多维的。反思“九连跳”还必须超越富士康单个公司的层面，尽快完善针对企业员工的公共服务。

短短数月间，竟有九名富士康员工要连续以跳楼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相对这家巨型公司数十万员工的庞大基数，这个自杀率或许不算最高，但短时间内如此高密度的跳楼事件，仍让富士康置身于是非漩涡的中心。

人们在反思，为什么会出现“九连跳”？为什么偏偏是富士康？

平心而论，“九连跳”魔咒，很难简单归结为某一单方面的原因，而极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所形成的“共振波”的后果。

比如，某种心理暗示情绪的传染性。正因如此，某些原本小概率的反常事故，如空难、泥头车肇事甚至最近的袭童事件等等，总会在某些时间段里如魔咒般接二连三地发生。富士康发生“九连跳”悲剧，恐怕也不能排除这种心理诱因的可能性。

又如，二代农民工的独特的群体性迷失。与他们要求不高的父辈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很多是独生子女，期望值更高而心理承受力更脆弱。当他们离开学校突然来到陌生的茫茫都市，面对枯燥、高强度而低回报的工作，梦想与现实之间更容易出现断裂。当梦想被无情击碎，却找不到出路、无法自我调适时，一些年轻人便轻率地选择了绝路。

再如，企业文化、人性化关怀的缺失。在一些中国代工企业里，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被做到极致，“效率”成为企业的全部，“人”只是沦为企业追逐利润的“智能零件”，服从管理、按劳取酬，除此之外，人的情感需求、精神追求，均不在企业考虑视野。23岁的贵州籍农民工蒙景迪，曾与跳楼身亡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同寝室。蒙景迪告诉记者，他们寝室住了10个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平时大家“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样”，自己住了7个月，还不知道同寝室其他9个人的姓名……试问，在这样的企业里，年轻的工人怎能不感受到一种被抛于荒漠般的侵入骨髓的冷漠和孤独；这样一种的企业文化，又怎能不造成员工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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