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想的、做的都是妈妈的事，丈夫很不高兴。有一段我身心都快承受不了，很茫然，如同走在戈壁上。真想躺在沙发里永远不要起来，或是走在街上干脆让车撞死算了。这些感受我不愿意跟他讲，真让他帮忙又做不了什么......我情愿跟邻居说说，但这样，丈夫就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强烈地被需要。

我们沟通减少，家里经济负担又在加重，他很恼火，常常恶语相向。很多时候，他的不耐烦也伤害到我妈妈，这更是对我最大的伤害。我也尝试改变，试图每个周末都陪他逛街，过二人世界，他不领情，说“我不需要这种虚假的幸福”。

所有人都在打击我：这么孝顺是否怕道义上受到谴责？你也要顾及自己的小家庭啊！可这些和生命相比，算得了什么？

母亲去世后不久，方芮就离婚了。好长时间，方芮都缓不过来。治疗中，唯一支撑她的信念就是，妈妈吃了一辈子苦，应该挽救她。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生活的全部，总有面对结束的时候，该怎么办？多年后意识到这点的方芮，心中对丈夫也充满歉意。

面对持续的付出，支持者其实更需要在自己的空间中调整情绪，获得新的力量。然而，我们总习惯于压抑、谦让。表达自身的疲惫和负面情绪会让人产生负罪感。身心灵治疗师阮木惠习认为，病人和支持者都要学习“整理一生”这个课题。“不懂得安慰好自己的人，不会去面对别人。你的无力感和愤怒也会让自己生病，双方都要学习身心合一的技术。”

所以，分配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是重要的。如果在初期已经殚精竭虑，有可能会随着治疗的漫长而心神耗尽。“支持者不一定要扮演苦海明灯的角色，表达爱和关怀便已足够。”

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命题

美国心理社会肿瘤学的先锋人物吉米·霍兰说过，不是所有的药都装在瓶子里。对抗这种长期的慢性疾病，人与人的联结、生命与生命之间温柔的爱，才是最重要的。

后人本心理学家、哲学家肯·威尔伯陪伴妻子崔雅对抗癌症，艰难地走过5年。他们共同书写了催人泪下的《恩宠与勇气》。作为支持者的威尔伯，也曾经历过被病痛中的崔雅无休止地依赖、需要而愤怒的过程，最终却对支持者有这样体会：一种无私的服务、灵性的成长，一种禅意和悲悯。

崔雅去世当天，威尔伯做了一个梦：水一滴滴落到海里，即刻与海水融合。这位哲学家体察到这个意象更深的喻义——“真正得救的人是我，我因服侍她而得救。”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我们一起与病患者认知疾病、面对死亡。有一项针对501例癌症患者的调查表明，73％的患者希望医生告诉他们癌症的诊断和相关信息，尽管是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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