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在12月底告诉我应该用鸡尾酒疗法，中药是不能帮我了，父亲，一个生活简朴的老人寄来了药费，Z兄几乎每天都来电问候。我常常流着泪与父亲交谈，亲情不断地化为力量通过话筒传递给我，Z常让我感到我还有回到社会中再有作为的一天，点点滴滴的友爱在恢复我的信心。

在开始用鸡尾酒药物时我已病得很重：常常高烧不退，半夜发冷，人在被窝里抽搐，连按呼救铃的能力都没了，但我开始乐观了，在我每天有限的感觉稍好的一两小时里，我会与护士或病人家属交流。这里病房真的给我一个家的感觉。

徐主任是一个大忙人，常出差，在京时也要负责艾滋病热线和门诊的工作，但只要她来到感染科一定会来到我的病床边站着和我谈上一个小时。感染科的医护人员在本身没有伤口的情况下来查房都不带手套，在输液后拔针有意外出血的时候护士会毫不犹豫的用手压着棉球帮助止血，我曾想把手缩回，她对我说：“你在贫血，这些血对你很宝贵……”

为了给病人以心理上的安慰，他们付出了太多，而这一切无偿的奉献都转化为病人生存的信心和勇气。

当你生活在这一个充满着爱心的家园中你会被感染的。除了医护人员外，还有一批社会志愿者来帮助病人，他们中有工人、公司职员和医科大学的学生。在我能有信心去面对治疗时，首都医科大的学生们给我送来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每周一换，在农历新年的几天里他们还分批来陪我，给我送来食品。一位姓葛的汽车厂工人更是每月一两次骑一小时的自行车来到感染科看望病人，并给他们剪头发，元旦前、春节前和出院前他给我理发三次，年三十晚上他来到我的病房陪我这惟一的病人过年，另一位在银行任职的郝先生三天两头地来看我，本来我是最孤独的病人，却能尽情地受用着这爱心家园的温暖。

我开始苏醒了，每天的清晨，我会很早地醒来，坐在病床上，在寂静中等候那来自天安门广场升旗的乐声，感受着一种庄严，如果人的良知尚存，那么人性的善良是很容易被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唤醒。

在我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恢复之前，我已不再倦恋这个温暖的家，我心又展翅了，我需要回到生活中去拼搏，用我的心去告诉那些没有到过“家”的孤儿：我们不是被抛弃的。

我想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想请大家把我们这些艾滋病患者当成一个普通人。

在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时，医护人员都很关心，问我是否担心住院费，我说不是。我托护士长帮我打电话订票，但她为了给我节省几十元的送票费，利用她自己的休息日到车站去给我买。北京红十字会的郝先生主动提出把我送到车站。

离开是在星期天的清晨。一大早5点，护士W就来帮我提行李下楼了，我两个多月没有出来过，清晨的寒风使我难以抵挡，但当我走出大门时，我发现在等我的不仅是郝先生，60多岁的徐主任也在寒风中等着，不自觉地心头一热，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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